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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链的构建：学术界的历史演变、现实困境与未来展望

I. 引言：学术信任的不可或缺性

学术界的“信任链”是一个由信念、实践和制度构成的相互关联的系统，它支撑着学术知识的可信度和可靠性。这种信任并非仅仅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品质，而是科学进步和社会应用知识的根本基石1。科学家之间的信任关系对于科学知识的创造至关重要1。同时，由于知识的专业化特性，公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家的论断，这种依赖往往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这进一步凸显了学术信任的关键作用1。本报告旨在梳理学术信任机制的历史演变，剖析其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并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以期为加固这一信任链条提供深刻见解。

学术信任链具有多层次的结构，它不仅包括科学家个体之间的相互信任，还涵盖了科学家与学术机构（如期刊、大学、资助机构）之间的信任，以及整个学术共同体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信任。任何一个层面的信任缺失都可能对其他层面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动摇整个学术大厦的根基。例如，如果科学家之间因研究结果无法重复或学术不端行为而失去互信，那么他们产出的知识本身就会受到质疑。如果学术期刊等机构未能有效履行其在维护学术诚信方面的职责，例如放任预印本泛滥或“论文工厂”问题，那么作为知识传播平台的公信力就会下降。其直接后果便是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度降低，因为公众的信任正是建立在对科学家及其所在机构诚信的感知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的“科学化”（scientization）进程，即科学理性日益成为塑造科学与社会关系的主导媒介2，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增加了信任体系的脆弱性。随着社会对科学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学术信任一旦出现裂痕，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也随之放大。当科学主张在政策制定、个人决策和认知中占据主导地位时，如果产生这些科学知识的机制本身存在缺陷或被认为不可信，其社会后果将远超科学尚不具备核心地位的时代。因此，“科学化”的成功使得维护学术信任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

本报告将循着以下脉络展开：首先，追溯学术信任机制的历史源流与演进；其次，深入分析当前学术界面临的信任危机及其深层原因；最后，展望重塑与强化信任链的未来路径与可能策略。

II. 学术信任机制的历史演变

学术信任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从早期对个体品德的依赖，逐渐发展到依靠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再到制度化的保障机制。

A. 早期基石：从个人品德到学术共同体

在前现代和早期现代社会，知识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者个人的品德与诚信1。古希腊哲学家和17世纪的英国绅士便是例证，他们的道德品质被视为其言论真实性的保证。正如历史文献所揭示，“在前现代和早期现代文化中，个体诚信与其言说真理的能力和意愿之间存在着公认的联系”1。像波义耳（Boyle）和牛顿（Newton）这样的科学巨匠，其卓越的道德品质被看作是其可靠证言的基石。这种将学术真实性与个人美德相关联的观念持续了数个世纪。

然而，随着科学知识的积累和研究队伍的扩大，单纯依赖个人声誉已不足以支撑整个知识体系的信任。早期科学学会的建立，如1660年成立的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和1666年成立的法兰西科学院（French Academy of Sciences），标志着学术信任机制的重大转折3。这些机构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研究成果、展开辩论、发展共享的科学探究与交流规范的公共空间，从而在个人声誉之外，奠定了集体信任的基础3。它们出版的刊物，如《皇家学会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不仅促进了科学成果的标准化报告，也将其传播给更广泛且经过筛选的受众3。此外，来自皇室或政府的赞助与支持，也为这些早期科学院赋予了合法性与资源，使其能够承担并完成诸如子午线测量这样的大型科学项目，进而提升了其作为权威科学机构的声望与公信力3。例如，法兰西科学院通过资助并组织远征，成功验证了牛顿关于地球扁平的假说，极大地提升了其科学声望4。

科学学会的形成，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尝试将信任的构建从小范围的个人声誉扩展到基于共享标准和集体审查的更大规模。随着知识体系日益复杂和参与者数量的增长，这种转变成为必然。学会提供了一种同行验证的机制，这是形式化同行评议的前身，它分散了信任的重负，并创建了一个更为稳固的系统。然而，早期科学院所获得的国家赞助，在为其提供合法性与资源的同时，也潜在地引入了政治影响科学追求的可能3。这种科学自主性与外部压力之间的早期张力，在关于科研资助与商业化的现代讨论中依然存在，并持续影响着学术信任的生态。

B. 印刷术的变革性影响

15世纪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印刷术，对学术知识的传播和可信度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5。

首先，印刷术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民主化与传播。书籍的大规模生产使得知识不再局限于少数精英和神职人员，而是能够触及更广泛的受众6。这种信息获取渠道的拓宽，有效地促进了研究成果的交流，加速了16至17世纪科学的飞速发展5。

其次，印刷术在确保数据和文本复制的准确性方面做出了关键贡献。与易错的手抄本相比，印刷品能够更精确地再现原始数据、公式和图表5。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指出，印刷术对科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其确保原始数据准确复制的能力5。这使得科学家们能够更加信任既有的知识积累，从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创新性研究与实验中。

再次，书面作品的普及促进了学者间的合作与批判。学者们得以更方便地获取、审阅和验证彼此的方法论与研究结果，从而形成了一个更具活力和协作性的科学共同体5。印刷术通过加速新思想的传播和对既定学说的挑战，有力地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等重要历史进程6。

印刷术的出现，部分地将信任的重心从演讲者或手稿所有者转移到了印刷文本本身，后者被认为更稳定和可验证。然而，这也带来了新的信任需求，即对印刷商和编辑过程的信任，这可以被视为出版商信任的早期形式。在印刷术之前，知识主要通过口头或稀有且易错的手稿传播7。印刷术确保了内容的准确复制5，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比信任手抄本更信任印刷书籍的内容。但同时，这也意味着需要信任印刷者没有引入错误或偏见，并且被选中印刷的文本是值得传播的——这构成了早期的信息筛选和对“出版商”诚信的依赖。此外，印刷术能够迅速传播各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例如在宗教改革时期7），这使得对真理主张进行评估的更复杂机制的发展成为必要，间接地为更形式化的评审过程铺平了道路。由于大量不同信息（通常是矛盾的）的涌现，读者不能再仅仅依赖单一机构（如教会）的权威，这意味着个体和新兴的学术团体越来越需要发展批判性评估技能，并寻求更系统的方法来审查信息。

C. 审查的规范化：同行评议的兴起与演变

同行评议制度从一种非正式的实践逐步发展成为学术出版的基石，其历史演进深刻地影响了学术信任的构建。据记载，最早的编辑出版前同行评议可追溯至1665年，由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汇刊》的创刊编辑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施行8。而1731年爱丁堡皇家学会出版的《医学论文与观察》（Medical Essays and Observations）则被认为是可能最早采用同行评议的出版物8。

同行评议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从18世纪的雏形发展而来，在19世纪中叶开始引入外部评审人，但直到20世纪中叶才成为普遍实践8。在此之前，期刊主编或编辑委员会常常直接决定稿件的取舍，例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905年发表在《物理学年鉴》（Annalen der Physik）上的四篇划时代论文，便是由该刊主编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和联合主编威廉·维恩（Wilhelm Wien）评估的8。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像《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这样的顶尖期刊，部分为了减轻编辑工作量，开始越来越依赖外部评审人8。《自然》杂志甚至在1967年才正式确立了同行评议制度，而其在1973年将审稿作为标准做法，旨在“提升期刊声誉，避免裙带关系和精英主义的指责”11。

同行评议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可靠性和质量，扮演着学术“守门人”的角色8。它旨在提升期刊水平，并为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赋予可信度11。然而，传统的匿名、范围有限的同行评议模式，随着学术出版量的激增和学科的多样化，其局限性日益凸显，促使其向更开放、更多元（如开放式评议、发表后评议）的现代体系演进，以应对偏见、拖延和出版压力等问题10。

同行评议的规范化不仅仅是一种质量控制机制，更是一种社会建构，旨在应对日益增长的研究体量，并在日益专业化和竞争激烈的学术环境中赋予科学主张合法性。其在20世纪中叶的广泛采用，与战后科学和高等教育的扩张时期相吻合8。这表明，随着科学的专业化和规模化，非正式的信任网络已不足以支撑。同行评议提供了一种可扩展的（尽管不完美）系统来管理信息流并赋予其合法性，这在科研经费和职业发展与出版日益紧密相关的背景下变得至关重要。《科学》等期刊部分出于“减轻编辑工作量”而引入外部评审员的考量，进一步佐证了其在管理规模方面的作用8。

此外，从内部或主编中心式评估转向外部同行评议，乃至后来的制度化，反映了学术界对潜在偏见（如《自然》杂志所针对的裙带关系和精英主义11）日益增长的警觉，标志着学术界试图使验证过程更趋客观化。这种转变旨在通过使验证过程显得更客观和公平来增强其可信度，这意味着人们认识到，如果过程本身被视为有偏见，信任就会受到损害。

D. 信誉基础的转变：制度化与信任的“科学化”

学术信任的基础经历了一个从依赖个人品德向依赖制度规范和流程的转变。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一种新的社会学观点开始形成，认为客观知识的保障并非源于科学家的个人美德，而是来自一套制度化的规范和监督体系1。

“科学化”（scientization）的概念在此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它指的是科学理性成为塑造科学与社会关系主导模式的过程2。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科学化”的引述急剧增加，表明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化力量，其影响力日益扩大。这种科学的制度化，受到理性化、专业化、技术化、商业化和能动性增强等多种机制的驱动，深刻影响了文化、学术学科乃至政策制定，从而使得科学机构本身的可信度成为核心议题2。

从信任个人品德转向信任制度机制，虽然旨在建立客观性，但也带来了新的脆弱性。如果制度本身受到损害（例如，受到商业压力的侵蚀或系统性偏见的影响），那么整个信任大厦将面临比个体失误更为严重的威胁。正如历史所揭示，当信任从“人的美德”转向“一套制度规范”1，而这些制度规范又可能因“商业化”等因素2（详见第三部分B节）而被削弱时，这种新型信任的基础本身就受到了侵蚀。这使得系统在制度保障失效时更显脆弱。

同时，“科学化”进程2在提升科学理性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对可信科学的需求，并对旨在确保这种信任的机制施加了更大压力。这形成了一种反馈循环：科学的成功使其权威性增强，从而反过来要求更健全的信任机制。由于科学成为理解世界和制定政策的“主导媒介”2，公众和决策者日益依赖其产出。这种依赖性要求极高的可信度。信任机制的任何失灵（例如，大规模的重复性危机或广泛的学术不端行为）都会产生更重大的社会影响，这恰恰是因为科学地位的提升。这意味着，历史上建立科学权威的成功，反而提高了维护其诚信的风险和赌注。

表1：学术信任机制历史演变的关键里程碑

时代/时期 关键发展 主要信任载体 对信任的影响
古代-早期现代 信任个体美德 学者个人 个人声誉是真实性的保证
15世纪 印刷术发明 印刷文本 标准化、可验证性增强，促进广泛传播与批判
17-18世纪 早期科学学会（如皇家学会、法兰西科学院）成立 学术共同体 集体审查、规范建立，促进合作与知识标准化
19世纪中叶 开始引入外部评审人 编辑判断辅以外部专家意见 尝试引入更客观的评估，扩大审查范围
20世纪中叶 同行评议广泛采用 同行评审专家 形式化的质量控制，成为学术出版的核心环节
20世纪后期至今 制度化规范的确立与“科学化”趋势 制度化流程、伦理规范、机构信誉 系统性地保障学术产出的可信度，但也面临新的制度性挑战

III. 学术信任的当代危机与困境

尽管学术界在历史上努力构建信任机制，但当代学术环境面临着多重严峻挑战，这些挑战正不断侵蚀着来之不易的学术信任。

A. 学术不端行为的阴影

学术不端行为是直接损害学术信任的毒瘤。其核心类型包括：

尽管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科研人员（约98%）从未参与过捏造、篡改或剽窃（FFP）行为，但即便只有极小比例（如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人员中的1.5%）涉及此类行为，每年也可能产生数千起案例14。学术不端行为不仅损害公众信任、浪费公共资金、扭曲研究记录14，其导致的论文撤稿数量也在不断增加17。剽窃行为的后果极为严重，可能导致论文撤稿、法律诉讼、经济处罚、职业生涯受损乃至永久的学术污点15。为应对剽窃，学术界开发了多种检测工具（如iThenticate）和技术方法（如瓦片/子串匹配、基于句法的分析）15。

在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中，“论文工厂”（Paper Mills）和“掠夺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s）的出现，标志着学术欺诈行为的产业化和系统化，对学术信任构成了尤为阴险的威胁。

论文工厂和掠夺性期刊的兴起，并非仅仅是一系列孤立的欺诈行为，而是学术出版体系内部系统性功能失调的征兆，其直接驱动力来自于“不发表就出局”的文化以及学术成果的过度商业化。它们代表了一种工业化、规模化的学术欺诈形态。论文工厂所采用的手段，例如利用公共数据库炮制论文、操纵同行评议过程20，表明其对学术出版体系的漏洞有着复杂的理解。这暗示了一场持续的“军备竞赛”，欺诈者不断适应新的检测方法。仅仅惩罚个别“害群之马”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解决那些为这些欺诈服务创造了市场的潜在系统性激励因素。掠夺性期刊（通常同行评议质量差或根本没有）和论文工厂（可能试图渗透合法期刊）的存在，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多层面的威胁，从不同角度侵蚀信任——前者通过创建虚假发表平台，后者通过腐蚀合法平台。两者都通过不同的机制破坏信任，需要采取有区别但协调一致的对策。

B. 系统性压力及其对诚信的侵蚀

除了直接的学术不端行为，学术界面临的系统性压力也对研究诚信构成了巨大挑战，间接侵蚀着学术信任。

这些系统性压力——“不发表就出局”的文化、可重复性危机以及与商业化和资金相关的议题——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的症状，共同反映了学术界奖励结构与科学探究核心目标（知识进步、追求真理）之间的系统性错位。例如，“不发表就出局”直接与可重复性危机相关联，因为追求数量和速度可能牺牲研究的严谨性26。资金压力可能导致结果偏倚34，而商业化则可能与开放交流的科学精神相冲突32。这种相互关联性表明，如果不解决潜在的激励结构问题（例如，改革“不发表就出局”的评价标准和科研经费的分配方式），仅仅针对某个单一问题（如提高研究的可重复性）所做的努力，其成效将非常有限。整个系统在无意中助长了侵蚀信任的行为。

此外，向任务导向或具有商业价值的研究倾斜（受资金和商业化压力驱动）可能会无意中贬低基础性的、由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而这类研究在历史上一直是重大突破的主要来源31。尽管短期产出看似很高，但这可能对创新和长远的社会进步产生负面影响。这在短期收益和长期科学活力之间造成了紧张关系，影响了社会信任和投资的知识类型。

C. 对“守门”机制信任的侵蚀

旨在保障学术质量和诚信的“守门”机制，如同行评议和科研诚信监督体系，其自身也面临信任危机。

这些旨在确保信任的机制（如同行评议和伦理监督）本身正面临信任危机，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现有体系可能未能足够迅速地适应现代科研的规模、复杂性和压力。问题不仅仅在于个别研究者违反规则，更在于规则和执行系统本身可能已不适应当前的环境。

此外，这里存在一个潜在的矛盾：尽管同行评议常被誉为学术质量的“黄金标准”，但能够绕过它的复杂欺诈行为（如论文工厂操纵同行评议22）的出现表明，过度依赖传统同行评议作为信任的唯一保障是危险的。同行评议作为信任链的必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并非万无一失，尤其是在面对有组织、高技术的欺诈行为时。这指向了建立多层次、可能由技术增强的验证体系的必要性。

表2：当代学术信任面临的主要挑战

挑战 主要表现/案例 主要侵蚀领域 对信任的主要影响
学术不端行为（捏造、篡改、剽窃） 数据造假案例、篡改图像、抄袭他人成果 研究者个体伦理、研究过程 损害具体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及研究者声誉，扭曲科学记录
论文工厂 买卖署名权、批量生产虚假论文、操纵同行评议 学术出版系统、研究产出 向学术记录中注入大量伪科学，污染知识库，浪费评审资源
掠夺性期刊 缺乏同行评议或虚假同行评议、虚假宣传影响因子、高额版面费 学术出版系统、开放获取模式 贬低合法开放获取出版的价值，剥削作者，传播未经审查的信息
可重复性危机 大量已发表研究无法被重复验证、p值操纵、“文件抽屉问题” 研究方法论、学术文化、统计实践 动摇科学知识库的可靠性，质疑科学的自我纠错能力
“不发表就出局”文化 重数量轻质量、研究碎片化、追求短期效应、发表压力导致不端行为风险增加 学术评价体系、科研文化 扭曲研究重点，鼓励急功近利和潜在不端行为，阻碍知识的系统性积累
研究商业化压力 利益冲突、研究议程受商业利益驱动、基础研究被忽视、开放交流受限 大学与产业关系、研究资助、学术自由 可能扭曲研究议程和研究结果，削弱科学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侵蚀公众对科学公益性的信任
同行评议机制缺陷 审稿人偏见、评审过程不透明、评审质量参差不齐、耗时过长、易被操纵 学术验证过程、期刊质量控制 削弱对学术成果质量控制的信心，可能放行低劣或欺诈性研究
科研诚信监督与培训效能不足 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伦理培训效果有限、机构处理不端行为不力或缺乏透明度 科研管理与教育、机构治理 降低对学术界自我监管能力的信任，可能导致不端行为的蔓延

IV. 重建与重塑信任链：未来展望与建议

面对当前学术信任所遭遇的严峻挑战，学术界必须积极探索并采纳创新性的解决方案，以期重建并加固信任链条，确保学术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A. 拥抱开放与透明：开放科学运动

开放科学（Open Science）运动旨在使科研过程和成果更加易于获取、更加透明和更具包容性，从而允许研究发现能够被科研人员乃至社会公众自由地分享、严格地审查和有效地利用40。其核心构成要素包括：

开放科学的益处是多方面的。它能够显著提升研究的透明度，从而促进更广泛有效的同行评估和对研究成果的严格审视，进而提高研究质量40。通过开放数据和研究成果，可以减少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提高科研效率，并使同样的数据能够被用于更多的研究项目40。此外，开放科学打破了学科壁垒和付费墙，促进了跨学科合作，以应对复杂的当代问题40。研究表明，开放数据共享与论文引用率的提高相关联42。更重要的是，通过向公众开放并鼓励利益相关者参与，开放科学有助于重建那些视学术研究为“象牙塔”活动的人们对学术工作的信任30。

诸如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 Framework, OSF）、Zenodo和Figshare等平台和工具，在保存和共享数据、研究材料以及促进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0。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也积极倡导开放科学，通过发布《开放科学建议书》等文件，推动形成全球共识，鼓励各国制定有利的政策环境，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培养，以促进开放科学的实践45。

然而，开放科学的推广也面临挑战。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缺乏有效重用和利用现有研究成果所需的技能、资源和基础设施41。例如，开放获取的出版模式（特别是APC付费模式）可能因经济门槛而加剧资源分配不均，对资金匮乏的机构和研究者构成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新的公平性问题41。

尽管开放科学为提高透明度和可重复性提供了巨大潜力，但其成功实施取决于解决全球研究领域内基础设施、资金和技能方面的不平等问题。否则，它有可能产生新的“马太效应”，即资源雄厚的机构受益最大。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缺乏技能、资源和基础设施是关键障碍，而开放获取的APC模式可能“使作者模式分层，边缘化那些资源较少的人”4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目标之一是“弥合科学、技术和创新差距”45。这意味着，仅仅强制开放而不提供必要的支持系统，可能会加剧现有的不平等，从而破坏开放科学的包容性目标。真正的开放需要公平的参与机会和资源获取，而不仅仅是成果的开放。

此外，推动开放科学（尤其是开放数据和开放代码）从根本上挑战了学术界传统的知识产权观念和竞争优势理念，要求研究人员在如何看待和分享其工作方面进行文化上的转变。开放科学的益处（如合作、重用、透明度40）与“不发表就出局”的压力26及商业化趋势32形成了对比，在后两种情况下，数据和新发现往往因职业发展或利润而被严密守护。因此，开放科学的成功采纳不仅需要新的工具和政策，还需要重新评估学术职业中受到重视和奖励的内容，从强调对发现的独占“所有权”转向认可对共享知识共同体的贡献。

B. 验证与质量保证机制的创新

为了应对传统学术评估和质量控制机制面临的挑战，学术界正在积极探索和实践一系列创新方法。

同行评议的创新，特别是注册报告和开放模式，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修补，更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转变，即优先考虑方法的严谨性和过程的透明度，而非仅仅追求结果的新颖性或“阳性”。这直接挑战了发表偏倚的驱动因素。传统同行评议往往隐含地偏爱新颖的、阳性的研究结果，从而助长了发表偏倚29。注册报告通过在结果产生前进行评审48，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动态。开放同行评议模式则增强了问责制47。这种转变意味着对何为“好”科学的重新定义，从关注结果转向关注过程的诚信。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变革，而非简单的程序调整。

科研评价改革是开放科学、创新同行评议等其他信任建设举措能否成功的关键推动因素。如果不对研究人员的评价和奖励方式进行变革，这些新实践的采纳可能会非常有限。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当前学术界的“声望经济”和对指标的依赖阻碍了进步26，而“与传统期刊相关的巨大声望以及错位的激励机制……阻碍了新的同行评议模式的广泛采用”47。CoARA等倡议旨在改变评价方式50。这表明了一种因果关系：如果评价体系继续奖励传统的产出和指标，研究人员将缺乏动力去采纳开放实践或在采用创新（但可能“声望”较低）评审模式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即使这些实践能增强信任和质量。因此，评价改革并非众多解决方案中的一个，而是促成其他积极转变的基础性变革。

表3：创新同行评议模式比较

模式 主要特征 对信任的潜在益处 潜在挑战/局限性
传统单/双盲评议 评审人/作者身份匿名；发表前评审；评审内容主要为稿件整体质量、原创性和重要性 试图减少偏见（理论上） 缺乏透明度；评审人偏见仍可能存在；评审质量不一；可能存在“守门人”效应；对阴性结果的偏倚
开放同行评议 评审人/作者身份公开；评审报告公开；发表前或发表后进行 提高透明度和问责性；可能提升评审质量和建设性；促进学术对话 评审人可能因身份公开而不愿提出尖锐批评；难以找到愿意公开身份的评审人；可能加剧人情稿
透明同行评议 评审报告（可匿名或署名）与文章一同发表 增加评审过程透明度；读者可了解评审意见；提升评审人责任感 若评审人匿名，仍可能存在偏见；对评审质量的实际提升效果尚需更多证据
注册报告 研究方案（问题、方法、分析计划）在数据收集前接受评审并获原则性接收 消除对阴性结果的发表偏倚；提高研究设计的严谨性；减少可疑研究行为；增强可重复性 可能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研究（如探索性研究）；对研究计划的初始要求较高；评审周期可能较长
发表后同行评议 文章发表后（如在预印本平台或期刊网站）由更广泛的社群进行评议和评论 加速成果传播；汇集更多元观点；持续的质量监控；促进学术争鸣 评论质量参差不齐；可能缺乏系统性和深度；如何整合和认证这些评论尚存挑战
协作式/交互式评议 评审人、编辑、作者之间进行更多互动和讨论，共同完善稿件 可能产生更具建设性的反馈；提升评审效率；改善作者与评审人的沟通 对评审人和编辑的时间投入要求更高；协调多方意见可能存在困难
专门化评议 针对稿件的特定方面（如统计、方法、伦理、数据）进行专业评审 提升特定方面的审查深度和专业性；弥补通用评审人的知识局限 需要额外的专门评审资源；可能增加评审环节和时间

C. 负责任地利用技术

新兴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AI）和区块链，为增强学术信任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和风险。

AI的快速发展呈现出双重挑战：它既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来对抗现有的学术信任威胁（如剽窃和图像操纵），同时也为复杂的学术欺诈（如AI生成的论文、深度伪造）开辟了新途径，并引入了复杂的伦理困境（偏见、问责）。这需要一种积极主动和适应性的治理方法。先前讨论的针对论文工厂的“军备竞赛”（见第三部分A节）因AI的加入而加剧。这意味着简单地将AI部署为“解决方案”是天真的。战略必须预见到滥用，并从一开始就嵌入伦理考量。

区块链的核心特性——不可篡改性和去中心化——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学术记录保存的信任模式，从依赖机构转向依赖技术本身。然而，其广泛采用受到技术、监管和文化障碍的阻碍，这与开放科学面临的挑战（可扩展性、互操作性、缺乏标准）相似63。这表明，仅有技术潜力是不够的，还需要解决系统性和治理问题。

对学术界AI和区块链的有效伦理治理不能孤立发展，必须与科研评价、出版伦理和诚信培训等更广泛的改革相结合，从而形成一个全面的、值得信赖的研究方法。AI/区块链治理必须成为一个更大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旨在协调激励机制并培育道德研究文化，因为如果科研评价仍然激励不当行为，或者诚信培训无效，那么AI/区块链工具可能会被颠覆或不道德地使用。

表4：AI与区块链在学术界的应用：信任的机遇与伦理考量

技术 学术应用潜力 对信任的益处 伦理关切/风险
人工智能 剽窃/欺诈检测（文本、图像、数据）；AI生成内容识别；辅助同行评议；数据验证与分析 提升不端行为检测效率和准确性；提高评审效率；增强数据完整性；辅助发现潜在问题 算法偏见；假阳性/假阴性；过度依赖与技能退化；数据隐私泄露；AI生成虚假研究；作者身份问题；“黑箱”问题与问责性缺失
区块链 学术证书管理；透明的同行评议记录；安全的数据/知识产权管理；研究过程可追溯性 减少学历/成果造假；提高评审过程透明度和问责性；安全可验证的记录；增强数据共享信任 可扩展性；互操作性；监管不确定性；数字鸿沟；实施成本；用户接受度；数据一旦上链难以修改（与“被遗忘权”冲突）

D. 加强生态系统建设：各方角色与责任

重建学术信任需要整个学术生态系统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和协调行动。

各方都认识到科研诚信是共同责任，但不同利益相关者（出版商、资助机构、研究机构）之间以及国际间的标准协调和一致执行仍然是重大挑战。尽管许多组织都提供了指南（如COPE指南、ALLEA准则），但多个机构和指南的存在本身就可能导致标准的分散或差异85。国际间“统一界定、规则和程序”将带来益处96。这表明需要加强协调和合作行动，以确保各项努力不会各自为政或相互抵消。

对“促进积极的科研文化”38和“培育诚信文化”39的强调，标志着从单纯的惩罚性措施转向积极主动的、教育性的和系统性的信任建设方法。这承认了仅靠规则和监督不足以解决问题，还需要解决潜在的文化规范和激励机制。尽管不端行为需要处理13，但Wellcome信托基金80和机构战略38都强调创造支持性环境、提供培训和奖励良好行为。IAP报告81也强调“指导和教育工作……最终更为重要”而非惩罚。这表明人们认识到信任不能仅仅通过强制执行来建立；它必须通过共享价值观和支持性结构来培养，使合乎道德的行为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ALLEA、IAP和UNESCO等国际机构在制定全球科研诚信和开放科学基准方面日益重要，但其建议的落实依赖于国家和机构层面的意愿和执行能力，这突显了全球理想与地方现实之间可能存在的差距。ALLEA的准则是欧盟项目的参考92。IAP旨在达成国际共识81。UNESCO提供全球标准45。然而，这些通常是指导方针或建议。它们的实际影响取决于各国、机构和资助者的采纳和执行情况，而这可能因当地环境、资源和政治意愿而有显著差异。这造成了一个潜在的“执行差距”，需要加以解决，才能使全球标准行之有效。

表5：各利益相关方在加强学术信任中的作用

利益相关方 主要信任职责 良好实践/倡议案例
个体研究者 遵守伦理规范；严谨开展研究；负责任地管理和共享数据；诚实报告成果；积极参与同行评议 预注册研究方案；公开数据和代码；接受科研诚信培训；在署名和致谢中秉持诚信
研究机构/大学 营造诚信文化；提供科研诚信教育和培训；建立清晰的不端行为处理政策和程序；保护举报人；公平评价科研人员 实施负责任研究行为（RCR）培训计划；设立科研诚信办公室；制定并执行利益冲突政策；在评价中认可开放科学实践
学术出版商 确保同行评议的质量和公正性；执行严格的出版道德标准；有效处理学术不端指控；采用技术手段检测不端行为 遵循COPE指南；实施透明同行评议；使用剽窃和图像篡改检测软件；打击“论文工厂”和掠夺性期刊；明确AI使用政策
资助机构 将科研诚信作为资助要求；监督受资助项目的诚信状况；制定开放获取和数据共享政策；避免不当评价指标的导向 要求提交数据管理计划；对科研不端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资助科研诚信研究和教育项目；支持DORA等科研评价改革倡议
专业学会/科学院 制定和推广本学科的科研行为规范和伦理指南；提供科研诚信教育资源；表彰科研诚信典范 发布学科特定的伦理准则；组织科研诚信研讨会和工作坊；设立科研诚信奖项；参与国际科研诚信标准的制定
诚信监管机构（COPE, ORI, ENRIO等） 为处理学术不端行为提供指导和框架；促进最佳实践的交流和采纳；监督科研诚信政策的执行 发布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流程图和案例数据库；组织国际会议和培训；开展科研诚信状况调查；协调跨机构和跨国合作
国际组织（UNESCO, OECD, IAP等） 推动制定科研诚信和开放科学的全球标准和建议；促进国际合作与对话；支持能力建设 发布《开放科学建议书》、《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等国际文件；组织全球科研诚信论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科研诚信体系建设

E. 培育诚信文化：教育、导学与伦理治理

仅仅依靠规章制度和惩罚措施难以从根本上杜绝学术不端、提升学术信任，更重要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培育一种深植于心的诚信文化。这需要从教育、导学和伦理治理等多个层面协同发力。

培育诚信文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超越了对规则的简单遵守，需要在科研训练的最初阶段就灌输伦理价值观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并通过持续的导学和支持性的制度环境来强化这些价值观。一些伦理培训效果不佳的事实36表明，仅仅传递信息是不够的。对导学作用的强调16和创造“积极的科研文化”80的呼吁意味着，诚信是在社会背景下学习和实践的。这关乎内化价值观，而不仅仅是遵守外部规则。这表明需要采取整体的、嵌入式的伦理教育和文化发展方法，而不是孤立的、敷衍的培训课程。

对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伦理治理，必须是一个持续的、适应性的过程，需要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因为技术本身及其社会影响在不断演变。静态的指导方针会很快过时。各种AI伦理框架的讨论67以及对GenAI法律法规“不断演变且因国家而异”的认知60，都说明了这一点。AI技术的飞速发展58意味着伦理挑战将持续出现。因此，治理不能是一劳永逸的，而需要持续的监测、重新评估和调整，这与科学过程本身非常相似。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呼吁71是确保这些框架保持相关性和全面性的关键。

V. 结论：迈向更具韧性与可信的学术未来

学术界的信任链是一个动态的建构，它由历史力量塑造，当前正承受着巨大压力，但也能够通过协同努力和持续创新得到加固和重塑。本报告通过梳理其历史演变，剖析现实困境，并展望未来前景，旨在为这一重要议题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图景。

历史的演进揭示了学术信任从依赖个体品德，到依靠学术共同体规范，再到印刷术带来的知识传播革命，以及最终通过同行评议和科研机构的制度化建设逐步确立的过程。然而，当代学术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学术不端行为（包括日益产业化的论文工厂和掠夺性期刊）的阴影挥之不去；“不发表就出局”的文化、可重复性危机、研究商业化以及资金模式带来的系统性压力，持续侵蚀着科研诚信的根基；而本应作为“守门人”的同行评议等机制，其自身也因透明度不足、潜在偏见等问题而面临信任危机。

展望未来，重建和强化信任链并非易事，单一的解决方案亦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局面。它需要一个多层面、系统性的综合策略：

学术信任的未来，关键在于成功驾驭新兴技术和开放科学所带来的民主化潜力与日益增加的复杂性、滥用风险以及现有不平等可能被放大的张力之间的平衡。开放科学40和AI/区块链等技术52承诺了更大的可及性、透明度和效率。然而，它们也带来了挑战：开放科学可能面临公平问题41，而AI则引入了偏见和新的欺诈途径53。成功构建未来的信任意味着在积极利用这些益处的同时，主动减轻这些新的和被放大的风险。

归根结底，重建和维护学术信任需要对学术奖励体系进行根本性调整，使其优先考虑研究的严谨性、透明度和伦理行为，而非单纯的产出数量或狭隘的“影响”指标。这或许是最具挑战性但也最为关键的变革。许多当前的困境，从“不发表就出局”26到可重复性危机27以及掠夺性行为的兴起24，都与激励机制错位有关。诸如开放科学40、创新同行评议48和合乎道德的技术使用67等解决方案，只有在系统奖励这些实践时才能得到广泛采纳。因此，改革科研评价26不仅仅是众多解决方案中的一个，而是一个能够促成其他积极转变的基础性变革。没有它，重建信任的努力可能是肤浅的或不可持续的。

学术信任的维护是一项持续的事业，它要求学术共同体保持警惕，不断适应变化，并重新致力于科学探究的核心价值——诚实、客观、开放和问责85。唯有如此，才能在21世纪构建一个更具韧性、更值得信赖的学术未来，使其能够继续有效地服务于知识的进步和人类福祉的提升。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积极参与到这一历史性的重塑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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