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在系统边缘：中国外卖行业的社会剖析与未来图景

02 Jul, 2025

• 交互式报告：骑行在系统边缘：中国外卖骑手行业分析

摘要

本报告旨在对中国外卖行业进行一次系统性剖析，深入探讨其作为就业“蓄水池”的社会功能、平台算法的精密控制机制、从业者的生存困境，以及技术变革与政策干预下的未来图景。研究发现，外卖行业已吸纳逾千万劳动力，成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重要缓冲带。然而，这背后是骑手群体普遍面临的困境：收入增长乏力、劳动强度持续加大、社会保障缺失，以及在“自由”的表象下被剥夺的长期发展机会。平台通过高度复杂的算法，构建了一套取代传统人力管理的“新泰勒主义”式控制体系，这种“数字规训”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导致了劳动异化、风险外化，并激化了平台、商家与骑手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展望未来，无人配送等自动化技术正重塑行业格局，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分化。与此同时，政府监管正在积极介入，以“新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为代表的政策探索，展现出一条有别于欧美模式的、旨在寻求多方利益再平衡的务实路径。本报告认为，构建一个更具人性化、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平台经济，需要政府、平台与社会多方协同努力，在技术效率与劳动者尊严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第一章：就业“蓄水池”：外卖骑手群体的社会画像与生存逻辑

1.1 千万骑手大军：规模、构成与来源

在数字经济浪潮的推动下，外卖行业已然成为中国就业市场中一个体量庞大的“蓄水池”。综合数据显示，全国外卖骑手总数已超过1000万人，部分统计更指出这一数字高达1300万，占据了全国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总数的显著比例 ¹。仅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头部平台，其活跃骑手规模合计就已超过1100万人 ¹。

这一庞大群体的构成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征。首先，骑手队伍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力，男性占比超过90%，平均年龄为33岁，其中近八成的人员集中在21至40岁这一黄金劳动年龄段 ²。其次，从来源地看，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农村户籍骑手占比约七成，跨区域流动者占比近八成 ³。再者，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大部分骑手拥有初中或高中（含中专、职高）学历，而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仅占少数，通常低于10% ⁴。

这一群体之所以被外卖行业大规模吸纳，其核心吸引力在于“低门槛、高灵活、收入可观”的职业标签 ²。对于许多从传统制造业或建筑业转移而来的劳动者而言，外卖骑手的工作提供了迥异于流水线的体验。例如，有骑手表示，相比于电子厂流水线上“压抑枯燥”且薪资不高的工作，送外卖的自由度更高 ¹。这种对“自由”的向往，不仅仅是一种福利，更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筛选机制。平台所宣扬的“时间自由”和“为自己打工”的叙事，精准地吸引了那些看重个人自主性、不愿受传统工厂严格纪律约束的劳动者。这种自我选择的过程，在无形中塑造了一支高度个体化、原子化的劳动力大军。这种结构特征使得劳动者更倾向于独立解决问题而非寻求集体行动，这在客观上强化了平台在劳资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为其以控制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奠定了基础。

1.2 “自由”的代价：收入、工时与职业困境

尽管外卖行业以相对可观的收入吸引了大量从业者，但“高薪”的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与日益严峻的挑战。数据显示，仅有极少数骑手能够实现月入过万，他们通常是站点里凤毛麟角的“单王” ¹。绝大多数骑手的月收入集中在4000元至8000元区间 ⁴。

更为严峻的是，骑手的劳动回报正面临被稀释的风险。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个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导致“订单越来越难抢” ¹。平台的议价能力随之增强，其直接后果是平均订单单价的下滑，例如有骑手反映，平均单价已从8元左右降至7元左右，而门槛更低的众包骑手单价甚至低至4元 ¹。这种变化迫使骑手陷入一种“公地悲剧”式的困境：为了维持乃至仅仅是保住原有的收入水平，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干得更久、跑得更快” ¹。

这种现象揭示了零工经济中一种残酷的“红皇后效应”：骑手们必须不断加速奔跑，才能勉强停留在原地。这一效应并非源于个人努力与否，而是由系统性因素驱动。平台为了追求订单量和市场份额的持续增长，会有意吸纳更多的骑手加入 ⁵。劳动力的持续涌入造成了供给过剩，平台作为市场的规则制定者，便可顺势压低单位劳动的价格（即每单配送费）。其结果是，个体骑手的劳动被不断强化，工作时长被无限拉长。调查显示，骑手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平均工作9.8小时，超过六成的骑手每周工作7天，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0小时 ¹。这种以时间换收入的模式，伴随着极高的职业风险，其中交通安全是骑手最为担忧的问题 ⁴。所谓的“自由”，在现实中异化为必须承受超长工时和高强度劳动的经济必然。

1.3 “三明治”式生存：家庭责任与被剥夺的未来

外卖骑手群体的生存状态，可以用一种“三明治”结构来形容 ³。他们平均年龄33岁，正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³。超过六成的骑手已婚已育，家庭的日常开支、住房和子女教育是他们肩上最沉重的三座大山，也是驱使他们在城市街头日夜奔波的核心动力 ⁴。这种结构使他们被夹在城乡之间：既要承担对远方农村家庭的经济责任，又要独自面对在现代都市中的生存压力。

这份工作为他们提供了即时的经济来源，缓解了生存焦虑，但代价却是长远发展的可能性被严重透支。尽管骑手们对工作的自由度和同事关系满意度较高，但对“晋升机会和未来职业前景”（6.5/10）以及“社会地位”（6.0/10）的评分则显著偏低，这反映出他们对未来的迷茫与不安 ⁴。大多数骑手将这份工作视为过渡，但短期内又难以脱身，超过70%的人计划在未来一年内继续从事当前工作 ⁴。

高强度的劳动挤压了他们几乎所有的个人时间与精力，使其闲暇生活主要被看短视频、打游戏等低成本、被动式的娱乐所填充 ⁴。这并非个人选择的懒惰，而是系统性疲惫的必然结果。这种状态形成了一个“发展陷阱”：这份工作不仅是一个没有晋升通道的“死胡同”，更在主动地侵蚀着劳动者未来的人力资本。在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成长的时代，外卖行业在消耗这批劳动力最富生产力的年华后，并未赋予他们任何可在其他领域通用的、获得社会认可的技能。几年之后，当他们因年龄或健康问题无法继续高强度工作时，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职业前景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因错失发展时机而更加黯淡。这个庞大的“蓄水池”，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让个人发展停滞的泥潭，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

表1：外卖骑手群体关键人口统计与工作特征概览

第二章：“看不见的手”：平台算法的精密控制与权力结构

2.1 “系统”的诞生：算法如何重塑劳动秩序

外卖平台的“系统”，远非一个简单的派单工具，它是一套精密、高效且无处不在的治理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是算法，它将抽象的数学模型转化为具体的劳动实践，重塑了整个行业的劳动秩序 ⁷。从顾客下单的那一刻起，算法便开始运作，它综合骑手、商家、顾客的位置信息，精准计算出最优的订单分配方案、配送路线和预估时间，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平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⁷。

这种由算法主导的管理模式，可以被视为一种数字时代的“新泰勒主义”。如同百年前弗雷德里克·泰勒通过秒表和动作分析来解构和优化工人的每一个动作，今天的平台算法以更强大的方式实现了“科学管理”的终极理想。它将复杂的配送工作分解为一系列可量化、可监控的微观任务，并通过智能手机实时追踪劳动者的每一个轨迹。然而，与传统泰勒主义不同，算法的控制是动态的、个性化的，并且其决策逻辑对劳动者而言是一个不透明的“黑箱” ⁸。它是一位永不休息、全知全能、且标准在不断自我优化的“完美管家”，从而构建起一种比传统工厂更为强大的管理权威。

在这个系统中，骑手虽然名义上拥有选择是否接单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拒绝派单或取消订单，往往会招致系统的“惩罚”，例如在后续时间内接到的订单数量会减少，或者被分配到路程远、收益低的“差单” ⁹。为了生存，骑手唯一的选择就是“适应”系统，服从其指令 ⁹。

2.2 数字化的规训与劳动的异化

在算法的精密控制下，骑手普遍感受到一种“被困在系统里”的无力感 ⁸。系统给出的配送时间往往极为严苛，并未充分考虑现实世界中的复杂状况，如商家出餐慢、交通拥堵、恶劣天气或小区门禁等 ⁶。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避免差评和罚款，骑手被迫采取一系列高风险的“逆算法”行为，如超速、闯红灯、逆行等 ⁷。

这套系统最冷酷之处在于其自学习的反馈循环机制。当一位骑手通过冒险行为成功缩短了配送时间，系统会记录下这个“更优”的数据。算法可能将这次冒险的成功解读为效率的提升，并据此收紧对后续所有经过该路段骑手的时间要求 ⁷。这种机制如同一个数字化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骑手的每一次被监视下的“努力”，都可能成为提高自身及同伴未来工作强度的依据。个体的风险选择，在数据层面被系统吸收并转化为对整个群体的、更高的绩效标准。平台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地将效率优化的成本与人身安全风险，完全转移到了骑手身上，而自身则坐享更快配送带来的用户体验提升。

这一过程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劳动异化”。首先，骑手与自己的劳动过程相异化，他们的工作节奏、路线选择完全由一个外在的、非人格化的系统所支配。其次，他们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完成的配送服务）相异化，因为服务的价值和定价权完全掌握在平台手中。最后，在原子化的竞争中，他们甚至与自己的同伴相异化，彼此成为系统评级和派单排序中的竞争对手。劳动者沦为数据采集的样本和算法指令的执行终端，其能动性和创造性被压制，劳动本身成为一种维持生存的工具性活动 ⁷。

2.3 利益链的失衡：平台、商家与骑手的权力博弈

外卖平台作为连接消费者、商家和骑手三方的中心节点，凭借其技术和市场优势，在整个生态利益链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权力失衡首先体现在对商家的控制上。平台向商家收取高昂的佣金，费率通常在14%至25%之间，甚至更高，这极大地挤压了餐饮业本已微薄的利润空间 ¹⁰。疫情期间，当堂食受限，商家愈发依赖外卖渠道时，这种高佣金模式使其陷入“为平台打工”的困境 ¹¹。

除了直接抽佣，平台还通过算法和评价体系对商家进行间接控制。店铺的曝光度、搜索排名与评分、销量等数据紧密挂钩，商家为了“被看见”，不得不投入额外资金购买平台的流量推广服务，或参与“满减”等优惠活动，进一步压缩利润 ¹⁰。

更为巧妙的是，平台通过其算法设计，成功地将部分矛盾与冲突“外化”，转移给了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参与方。例如，配送超时是引发差评和罚款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导致超时的关键因素往往是商家出餐慢 ⁶。然而，平台的算法通常将全部时间压力和超时责任归咎于骑手。这就在骑手和商家之间制造了天然的对立：骑手为了赶时间会不断催促商家，而商家在高峰期本就手忙脚乱，双方极易爆发冲突 ¹⁰。这种由平台设定的不合理时间限制所引发的矛盾，最终表现为骑手与商家之间的直接摩擦。这种“冲突外化”是一种高明的控制策略，它有效地将本应指向平台的怨气，在系统内部的两个弱势群体之间耗散，从而巩固了平台“分而治之”的超然地位。

表2：平台对生态各方的主要控制机制与影响

第三章：十字路口的演变：技术变革与行业趋势

3.1 从人力到无人：自动化配送的兴起与挑战

外卖行业的未来图景，正被以无人机和自动配送车为代表的自动化技术深刻重塑。美团、饿了么等头部平台均已将无人配送视为未来发展的“基础设施”，并为此投入巨额研发资源 ¹³。美团已将无人机配送业务提升至战略高度，截至2024年底，已在深圳、上海等城市的特定场景（如景区、办公园区）开通了数十条商业化运营航线，累计完成数十万订单 ¹⁴。

目前，平台对外宣传的口径是将这些自动化设备定位为骑手的“好帮手”，旨在处理部分配送环节，如干线运输或“最后100米”的接驳，从而提升整体效率，让骑手能送更多订单、赚更多钱 ¹⁵。然而，尽管技术发展迅速，但受限于法规、成本和复杂城市场景的适应性，无人配送的全面商业化应用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¹⁶。

自动化浪潮的真正影响，可能并非简单地“机器换人”，而更可能导致现有骑手劳动力的深刻分化。未来，配送工作可能会演变成一种“人机协同”的“半人马”（Centaur）模式。一方面，机器人和无人机将承担标准化、结构化的运输任务，例如在城市中建立起高效的低空或地面物流干线。另一方面，人类骑手则被分配去处理那些机器人难以完成的、非结构化的“脏活累活”，比如在复杂的居民楼里寻找门牌号、上下楼梯、与客户沟通等。这将催生出一个新的、规模较小的技术工人群体，负责操作、维护和调度自动化设备。而更大规模的普通骑手，其工作可能被进一步碎片化，从完成一整单配送，变为在各个自动化节点之间进行短程接驳的“微型零工”。这种转变虽然可能在局部提升效率，但长远来看，或将进一步削弱个体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和职业稳定性，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零散和不稳定。

3.2 市场的下沉与边界的扩张

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后，中国一、二线城市的外卖市场已趋于饱和，行业进入存量竞争阶段。为了寻求新的增长点，各大平台正不约而同地将战略重心转向地域和品类的双重扩张 ¹⁷。

地域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市场下沉”运动正在展开。平台将业务触角延伸至三四线城市、县城乃至乡镇地区，挖掘这片广阔市场的消费潜力 ¹⁷。通过推出更符合当地口味和消费习惯的定制化产品，并完善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外卖正逐渐融入下沉市场居民的日常生活。

品类上，外卖行业早已突破了餐饮的边界，向“万物到家”的即时零售（Instant Retail）领域全面进军。从生鲜果蔬、商超日用，到3C数码、美妆服饰，即时配送的商品范围被无限拓宽 ¹⁴。美团的“闪购”业务增速已超过其核心的餐饮外卖业务，这预示着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本地零售市场正在被激活 ¹⁴。

然而，这种扩张的本质，是将已在一二线城市被验证成功的商业模式——即依赖海量、灵活、低保障的劳动力，并通过算法进行高效管理的模式——复制到新的地域和商品领域。这意味着，在为更广泛地区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可能将与之伴生的结构性问题，如对劳动者权益的忽视、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以及缺乏社会保障的困境，一同“出口”到下沉市场。即时零售边界的模糊化，也对骑手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需要处理更多样化、更复杂的商品，但其劳动报酬和保障体系却未能相应升级。因此，行业的扩张在巩固平台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可能将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劳动群体，固化在一种长期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之中。

第四章：寻求再平衡：权益保障的政策探索与国际镜鉴

4.1 中国的政策回应：从劳动关系认定到职业伤害保障

面对新就业形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干预，旨在为劳动者权益保障“补短板”。近年来，国家多个部门联合出台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平台企业落实劳动保护责任，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社会保险和劳动安全等基本权益 ¹⁸。

政策实践中的核心难点在于劳动关系的认定。平台企业通过复杂的劳务外包、多层分包，甚至诱导或强迫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等方式，巧妙地规避了传统《劳动法》下的雇主责任，使得骑手与平台之间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变得模糊不清 ¹²。这种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是骑手权益保障缺失的根源。

在此背景下，中国探索出了一条极具开创性的“务实第三条道路”——建立独立于传统劳动关系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制度。自2022年7月起，该制度在北京、上海、广东等七省市针对外卖、即时配送等行业启动试点 ¹⁹。这项制度的最大创新在于，它不再以确立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而是强制要求平台企业为接单的劳动者按单缴费（如外卖行业为每单0.06元），实现“每单必保” ²⁰。所筹集的资金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统一管理，专门用于支付新业态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发生的事故伤害、突发疾病等情况下的医疗、伤残和死亡待遇 ²¹。截至2024年底，该试点已覆盖超过1022万名劳动者，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解决全球性的零工经济劳动者保障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¹⁹。

这种监管思路，绕开了在法律上界定“雇员”与“独立承包商”的复杂争论，而是直击问题的核心——劳动者最迫切的安全保障需求。它通过一种与平台数据系统无缝对接的、可规模化的方式（按单缴费），将保障责任直接施加于平台。这种务实主义策略在提供即时、有效保护的同时，也带来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它可能在法律上固化了一种新型的、只享有部分社会保障（如工伤，但未必包括养老、失业保险）的劳动者类别，从而对传统的、全面的劳动保障体系构成长期挑战。

4.2 国际镜鉴：欧美国家的立法与博弈

与中国的务实路径不同，欧美国家在应对零工经济挑战时，更多地陷入了基于现有法律框架的激烈博弈。

在欧洲，以欧盟《平台工作指令》（Platform Work Directive）为代表，其核心思路是“权利为本，融入体系”。该指令旨在通过设立“法律推定”规则来扭转举证责任：只要平台对劳动者的工作表现出特定程度的控制（如决定薪酬、监督工作等），该劳动者就应被推定为“雇员”，除非平台能提供相反的证据 ²²。这种做法试图将平台工作者重新纳入传统雇员的保护范畴，享受最低工资、带薪休假、社会保险等全部劳动权益。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成为零工经济法律战争的主战场，其路径可概括为“市场驱动，冲突对抗”。州议会通过的AB5法案试图通过严格的“ABC测试”将绝大多数零工劳动者划归为雇员 ²³。然而，Uber、Lyft等平台公司斥巨资发起公投，通过了第22号提案，为应用型司机和配送员量身打造了一个“独立承包商”的例外身份，使其豁免于AB5法案的约束 ²⁴。这场拉锯战反映了强大的企业游说力量与劳工权益保护运动之间的尖锐对立。

全球范围来看，零工经济从业者的社会保障覆盖率普遍偏低。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显示，全球仅有35%的零工从业者拥有养老金计划，工伤和残疾保障的覆盖率更是分别只有21%和14% ²⁵。这凸显了建立有效保障机制的全球性共识与挑战。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全球对零工经济的监管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哲学光谱。欧盟模式追求将新业态融入现有社会保障体系，强调权利的普适性；美国模式则在激烈的利益博弈中，倾向于为新业态创造一个法律上的“特区”；而中国的模式则独树一帜，通过国家主导的顶层设计，创造出一种与现有体系并行、专门针对新业态风险的、务实的保障工具。

表3：中、美、欧零工经济劳动者权益保障模式对比

第五章：结论与展望：重塑人本的数字经济

5.1 总结：外卖行业的双重性与核心矛盾

本报告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外卖行业深刻的双重性。一方面，它作为巨大的就业“蓄水池”，在经济转型期吸纳了千万级的劳动力，为大量人群提供了低门槛的谋生渠道，有效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由算法精密控制的高压系统，将从业者置于劳动强度大、职业风险高、社会保障弱、发展前景渺茫的境地。

行业的核心矛盾，在于平台追求极致效率的商业逻辑与劳动者作为人的基本需求和长远发展权利之间的冲突。平台通过强大的算法能力，构建了一套高效但冷酷的数字管理体系。这套体系在为消费者带来极大便利、为平台创造巨大利润的同时，将风险（如交通安全）、成本（如时间压力）和矛盾（如与商家的冲突）系统性地外化给了最脆弱的骑手群体。骑手们用超负荷的劳动和被压榨的个人发展空间，为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提供了底层燃料。这种模式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其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性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拷问。

5.2 政策建议与行业操守重塑

走向一个更健康、可持续的平台经济，需要政府、平台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协同努力，重塑行业的规则与操守。

对政府监管部门的建议：

• 深化并扩展保障体系： 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应研究探索将养老、失业等关键社会保险以类似务实、创新的方式纳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范围，构建多层次的社会安全网。
• 强化算法的有效监管： 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²⁸ 等政策法规落到实处，建立对平台算法的常态化审查与评估机制，确保其在劳动定额、报酬计算、休息保障等方面的设置符合法律法规和人性化原则 ²⁷。
• 构建多方协商机制： 积极推动建立由政府、平台企业代表、行业协会以及工会等劳动者代表组织共同参与的常态化协商对话机制，就行业劳动标准、薪酬水平、争议解决等关键议题进行集体协商。

对平台企业的建议：

• 践行“科技向善”的算法伦理： 在算法设计中引入“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人在回路”（Human-in-the-loop）的决策机制，为配送时间留出更合理的冗余，充分考虑天气、路况、商家出餐等现实变量，并为骑手提供更透明、更具可解释性的规则说明 ²⁹。
• 超越短期用工思维，投资于人： 改变将骑手视为可随时替换的“耗材”的观念，投入资源用于骑手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发展规划，帮助他们提升人力资本，探索从骑手到站长、物流规划师、无人设备维护员等的职业晋升通道。
• 重塑公平的商业生态： 审视并调整对商家的佣金结构，使其更加公开、透明和公平，与中小商家建立共生共荣的伙伴关系，而非单向的价值榨取关系 ³⁰。

对社会公众的建议：

• 提升职业尊重与社会认同： 公众应充分认识到外卖骑手工作的社会价值与艰辛，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与理解，减少职业歧视，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友善的社会环境 ⁴。

5.3 未来展望：走向可持续与包容的平台经济

当前，外卖行业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以人力密集为基础的现有模式，正面临着自动化技术带来的长期挑战。从人力到无人，这一转型过程是必然的，但它不应是一个零和游戏。

这个转型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去重新设计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平台经济模式。未来的方向不应是彻底抛弃人力，而是实现技术与人的和谐共生。这意味着，要利用技术将劳动者从最危险、最重复、最缺乏创造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不是用技术来更严密地控制他们。

一个真正可持续的平台经济，应当是包容性的。它能够在享受技术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确保价值的分配更加公平，为所有参与者——无论是骑手、商家还是消费者——提供有尊严的体验和可靠的保障。最终的目标，是让科技服务于人，构建一个能够促进社会整体福祉，而非仅仅服务于少数股东利益的数字未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