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DeepReport」虚无主义：历史、流变与应对之探析

06 May,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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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导论：虚无主义——“无”的意识形态

虚无主义（Nihilism）作为一种哲学立场，其核心在于对人类经验与理解的基石——价值、意义与真理——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它通常与极端的悲观主义和激进的怀疑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对存在本身进行谴责。这种思想体系的核心观点认为，一切事物，包括生命、人类个体乃至客观世界，本质上都是无意义的，从而否定了社会赋予它们的传统价值。

A. 核心信条：对价值、意义与真理的根本性质疑

虚无主义从根本上断言，所有价值都是没有根基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被真正认识或交流。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中，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将不信仰任何事物，不拥有任何忠诚，除了潜在的毁灭冲动外没有任何目的。这突显了该哲学的激进本质，它超越了单纯的怀疑，进入了主动的否定。

构成虚无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

• 存在是无用的；
• 不存在固有的真理，这使得道德原则也变得毫无根据；
• 因此，一切事物，包括生命本身的意义，都是虚无的。

这表明虚无主义全面拒斥了人类经验和理解的诸多基础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虚无主义并非一个单一、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观点家族”，它们共享一个前提，即生命本身缺乏固有的、独立于人类建构的价值、意义或秩序。这一细微差别对于理解其多样的表达至关重要。

虚无主义的核心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怀疑，更是一种对意义和价值的主动拒斥。正是这种积极的姿态，常常赋予虚无主义其被感知的破坏性或革命性潜力。某些文献提及一种“毁灭的冲动”，并指出“积极虚无主义认为，既然一切皆无，我们所做的一切也无关紧要，那么万物，包括生命的意义，都是虚无的”。这暗示了一种从简单的怀疑（一种提问）到对意义虚无的明确断言的转变。对社会评价的拒斥以及虚无主义者“没有忠诚”的观点，进一步指向了对既定意义结构的主动脱离，乃至反对。因此，贯穿其中的共同线索不仅仅是信仰的缺失，更是一种对缺失的信仰，这种信仰可能助长一种瓦解现有价值体系的欲望。

B. 词源考究与早期概念雏形

“虚无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nihil”，意为“无”或“任何事物的缺失”。这一词源直接反映了该哲学对“虚无”的核心关切。当前“虚无主义”一词的形态来自18世纪的德语词“Nihilismus”。据记载，它最早于1817年或1812年出现在英语中。

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1743–1819）被广泛认为是在哲学语境中创造了这个术语的人。他以负面的方式使用这个词来批判理性主义和先验唯心主义。他担心理性主义通过解释掉宗教，会贬低人类的自我价值感并导向虚无主义。

在雅可比之前，“虚无主义”一词曾在中世纪被用于指称某些异端学说，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用于指称对基督教和欧洲传统价值观的破坏。弗里德里希·莱贝雷希特·格茨（Friedrich Leberecht Goetz，1733年）和雅各布·赫尔曼·奥伯雷特（Jacob Hermann Obereit，1787年）也使用过这个词，奥伯雷特用它来指康德的认识论。在俄国文学中，N.I. 纳杰日丁（N.I. Nadezhdin）可能在1829年最早使用了“虚无主义”，将其等同于怀疑主义。这种早期的俄国用法早于屠格涅夫对其的普及。

从其在哲学话语中的诞生之初，“虚无主义”一词就带有负面含义，常常被那些担忧传统价值观、宗教信仰或认识论确定性受到侵蚀的人用作贬义标签。雅可比用它来“负面地描述”唯心主义并批判理性主义。奥伯雷特用它来批评康德。它早期用于指称“异端”和“对基督教的破坏”也表明了一种谴责性的框架。这表明，在虚无主义本身被自称的虚无主义者阐述为一种积极的哲学立场之前，人们往往已经感知到了虚无主义的“威胁”。这个术语在成为一面旗帜之前，首先是一种武器。

C. 虚无主义的主要形态

虚无主义以几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每种形式都针对存在或知识的不同方面：

• 存在虚无主义 (Existential Nihilism): 这是最普遍被理解的形式，它主张生命没有内在的意义、目的或价值。人类的存在被视为微不足道。这可能导致绝望、冷漠或存在危机。让-保罗·萨特曾论述过这种形式。
• 道德虚无主义 (Moral Nihilism / Ethical Nihilism): 否定客观道德或伦理价值的可能性。善与恶被认为是模糊不清的，是社会或情感压力的产物。它暗示没有任何行为本质上优于其他行为。其变体包括非道德主义、道德主观主义和利己主义。
• 认识论虚无主义 (Epistemological Nihilism): 否定知识和真理的可能性。它认为，即使知识存在，人类也无法获得。这种形式与极端的怀疑主义和后现代的反基础主义有关。真理虚无主义（Alethiological nihilism）特指对真理的否定。
• 政治虚无主义 (Political Nihilism): 主张摧毁所有现存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秩序，作为未来改进的先决条件。它认为当前的体系腐败不堪，无可救药。这在俄国虚无主义运动中尤为突出。
• 宇宙虚无主义 (Cosmic Nihilism / Cosmic Pessimism): 一种极度理性的观点，认为宇宙中不存在任何意义或真理。任何人类创造的意义都被视为应对机制。现实被视为不可理解和冷漠的。
• 分体虚无主义 (Mereological Nihilism): 断言只存在简单物体（如基本粒子），而不存在像桌子这样的复合物体。
• 形而上学虚无主义 (Metaphysical Nihilism): 认为现实本身可能缺乏实质或意义，或者世界可能本就是空的。
• 其他提及的形式包括： 国家虚无主义 (National Nihilism)、法律虚无主义 (Legal Nihilism)、宗教/神学虚无主义 (Religious/Theological Nihilism)、语义虚无主义 (Semantic Nihilism)、逻辑虚无主义 (Logical Nihilism)、治疗/医学虚无主义 (Therapeutic/Medical Nihilism)。
• 消极虚无主义 (Passive Nihilism): 认为虚无主义本身就是终点，没有理由追求更高的价值。尼采将其与积极虚无主义作了对比。

不同“形式”的虚无主义的扩散表明，它作为一种批判性透镜，几乎适用于人类价值或知识的任何领域。它不仅仅关乎“生命的意义”，还可以成为解构政治、伦理、知识本身的工具。各种文献列举了多种形式：存在、道德、认识论、政治、宇宙、分体、形而上学等等。每种形式都将核心的虚无主义前提（否定内在价值/真理/意义）应用于特定领域（生命、道德、知识、政治）。这种适应性表明，虚无主义的功能类似于一种方法论途径——一种在不同领域质疑和否定基本假设的方式。因此，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其结论，还在于其作为一种激进批判模式的普遍适用性。

为了清晰地总结虚无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帮助读者快速掌握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共性，下表提供了一个比较概览：

表1：虚无主义主要形态比较概览

此表通过系统地组织复杂信息，有效地帮助理解虚无主义并非单一概念，而是具有多种面相。

II. 西方虚无主义的缘起与流变

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明确的哲学思潮主要在近代西方形成，但其思想的种子在西方思想史的长河中早有播撒。从古希腊的怀疑论滥觞，到启蒙运动对传统权威的挑战，再到19世纪俄国社会思潮的激荡和尼采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洞察，虚无主义在西方的缘起与流变展现了一条复杂而影响深远的精神轨迹。

A. 古代先声：怀疑主义与早期悲观思潮

尽管虚无主义作为一个被命名的哲学流派是现代的产物，但其基本思想却有着古老的根源。古希腊的怀疑论者被认为是虚无主义观点的早期倡导者，他们否认确定性的可能性，并将传统真理斥为无法辩护的意见。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关于“每个人都相信他所希望相信的”的观察，揭示了知识的关系性本质，这与认识论虚无主义的观点相一致。

高尔吉亚（Gorgias，约公元前483-378年）被认为是潜在的“最初的虚无主义者”，因其著名的论断：“无物存在。如果某物存在，它也不可知。如果可知，关于它的知识也无法传达”。这概括了对存在、知识和交流的激进怀疑。

与存在虚无主义类似的悲观观点也同样存在。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将凡人的生命描述为“如此卑微，几乎不成其为生命”。昔兰尼的赫格西亚斯（Hegesias of Cyrene）则认为，由于苦难远多于快乐，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提倡自杀。苏格拉底也曾讨论过与虚无主义相关的概念。

这些古代思想中虚无主义主题（认识论的怀疑、存在的绝望）的反复出现表明，它们并非仅仅是现代社会变迁（如世俗化）的产物，而可能是源于人类境况本身的基本哲学问题——即我们面对知识的局限和苦难现实时所产生的困惑。古希腊怀疑论的核心信条和高尔吉亚的论断直接挑战了客观知识和真理的可能性，这是认识论虚无主义的基石。恩培多克勒和赫格西亚斯的悲观主义则反映了对生命价值和目的的深刻质疑，类似于存在虚无主义。这些思想出现在前基督教、前现代科学的背景下，表明“上帝之死”或科学主义的兴起并非此类思考的唯一触发因素。因此，当面对不确定性和苦难问题时，质疑终极意义和知识的冲动可能是哲学探究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论其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如何。

B. 启蒙运动的阴影：雅可比与术语的诞生

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1743–1819）被公认为在其现代哲学意义上创造了“虚无主义”一词。他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使用了这个术语。雅可比以贬义的方式使用该术语，以批判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先验唯心主义，特别是康德和费希特。他认为，纯粹的理性主义通过削弱信仰和传统宗教框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虚无主义——一种意义和价值的丧失。雅可比担忧的是，理性主义会通过“解释掉宗教”来贬低人类的自我意识。他认为这些所谓的“理性哲学”实际上是理性的反面，会导致一种空虚状态。他对“虚无主义”的使用，旨在描述那些拒斥意义或存在的思想。他将其等同于所有理性主义都将演变成虚无主义的观点。

“虚无主义”作为哲学术语的诞生，矛盾地植根于对信仰和传统意义的捍卫，以对抗被认为是启蒙理性所带来的腐蚀性影响。这突显了信仰与理性之间一种根本性的张力，这种张力成为现代思想的核心。雅可比是一位虔诚的信徒，他创造“虚无主义”一词是为了攻击理性主义。他担心启蒙运动对理性和个人主义的强调会瓦解传统（通常是宗教性的）意义来源，从而导致真空。这使得虚无主义最初的哲学概念化并非对无意义的颂扬，而是对其的一种警告，源于现代性智识转变所带来的感知危机。因此，这个术语本身就是既定意义体系与批判理性兴起之间冲突的产物，这场冲突持续定义着围绕虚无主义的争论。

C. 俄国虚无主义：屠格涅夫、巴扎罗夫与革命热潮

“虚无主义”一词因伊万·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的小说《父与子》（1862年）而广为流传。屠格涅夫用这个词来描绘其笔下的人物巴扎罗夫（Bazarov），他信奉一种粗俗的科学主义和彻底否定的信条，摒弃一切社会规范。巴扎罗夫代表了批判封建社会和沙皇政权的年轻一代，他们拒斥传统、社会秩序、美学主义以及一切权威（国家、教会、家庭），并倡导功利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相信科学能够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俄国虚无主义（约1860-1917年）逐渐与一个组织松散的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它更关注对既有社会理想的重新评估，有时与革命主义相混合。除了屠格涅夫小说中的文学描绘，与俄国虚无主义相关的关键人物还包括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德米特里·皮萨列夫（Dmitry Pisarev）和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Nikolai Dobrolyubov）。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关于破坏的呼吁（“破坏的激情同时也是一种创造的激情！”）也与这场运动联系在一起。

保守派将俄国虚无主义者视为一种威胁，将其与革命和政治恐怖联系起来。这种哲学被错误地与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事件联系起来。而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克罗波特金（Kropotkin）这样的自由派则认为它是争取个人自由过程中一个必要但暂时的阶段。这场运动受到了费尔巴哈（Feuerbach）、达尔文（Darwin）、巴克尔（Buckle）和斯宾塞（Spencer）等思想家的影响。

俄国虚无主义代表了虚无主义思想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表现形式，其中对权威和传统的哲学否定转化为一场具体的、尽管形式多样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运动。它展示了抽象的哲学概念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如何获得强大的现实力量。屠格涅夫的小说不仅普及了一个术语，它还捕捉并可以说助长了俄国青年的某种情绪。该运动的信条明确反对权威，否定国家、教会和家庭，转而支持科学主义和唯物主义。它与巴枯宁等革命人物的联系及其与政治暴力的（有时是错误的）关联，都突显了其积极的、变革性的雄心。这与更纯粹的哲学或存在主义形式的虚无主义形成对比，显示了从抽象否定到呼吁社会剧变的直接路径。这凸显了当哲学思想与现存的社会不满产生共鸣时，其潜在的实践意涵。

D. 尼采的诊断：“上帝之死”与价值危机

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是虚无主义哲学的核心人物，但他并非倡导者，而是一位深刻的诊断者。他将虚无主义与西方文化及其倾向联系起来。尼采将虚无主义描述为“最高价值的自我贬黜”的过程。此时，“目标缺失；‘为什么？’找不到答案”。这标志着一场危机，以往不容置疑的道德和意义基础发生崩塌。

他著名的宣告“上帝已死”象征着这种价值的贬黜，特别是对基督教道德世界观信仰的丧失，他认为这是虚无主义的根源。这种丧失在人类目的的理解上留下了一个真空。尼采将虚无主义视为一种普遍的文化趋势，人们在其中失去了指导生活的价值观和理想。他相信其腐蚀性影响最终将摧毁所有道德、宗教和形而上学信念，导致一场重大的危机。他区分了消极虚无主义（屈从于无意义，听天由命）和积极虚无主义（一种摧毁旧价值以创造新价值的力量）。

尼采预言虚无主义对20世纪的影响将是普遍的，会催生忧郁、焦虑、愤怒和恐惧的情绪。然而，他相信人类最终能够克服虚无主义，尽管代价惨重。对于尼采而言，虚无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智力上的错误，更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和心理状况，源于西方道德和形而上学的自我消解。“上帝之死”是一个具有深远心理后果的文化事件，迫使人们直面价值的虚无。

尼采将虚无主义与“基督教道德阐释”以及“我们伟大的价值观和理想”的贬值联系起来。“上帝之死”不仅仅关乎无神论，更是指整个建立在该信仰之上的价值体系的崩溃。他将虚无主义描述为一种当寻求的意义无法找到时所达到的“心理状态”，导致沮丧和疲惫，这指出了其深刻的体验性本质。因此，尼采的诊断超越了纯粹的哲学批判，涵盖了一场文化和存在的危机，西方意义的根基已从内部受到侵蚀。这使得虚无主义几乎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

III. 跨文化视野下的虚无主义：东方哲学的回应

当虚无主义的阴影在西方蔓延，引发关于意义、价值和真理的深刻危机时，东方哲学传统，特别是佛教和道家，以其独特的智慧，提供了对“虚无”或“空”的不同解读。这些解读并非简单地等同于西方的虚无概念，而是在宇宙观、人生目标和伦理实践上展现出深刻的差异和独特的洞见。

A. 佛教哲学：空性（Śūnyatā）与虚无主义之“空”的辨析

佛陀曾讨论过虚无主义（巴利文：natthikavāda）的概念，他将道德虚无主义者描述为持有诸如善恶行为没有结果、死后不再生等观点的人。由于佛陀的教义涉及“自我”的破除或痛苦的止息可能导向某种“虚无”状态，因此有时被批评者误解为虚无主义。

然而，大乘佛教中的“空性”（Śūnyatā）概念，主张万物皆“空”，即缺乏固有的、独立的自性（svabhāva）。这并非断言事物不存在或陷入虚无主义的空洞，而是对“缘起”（dependent origination）的深刻理解——即一切现象都依赖于其他因缘条件而生起和存在，本身没有固定不变的实体。空性是一条避免“常见”（认为事物有永恒实体）和“断见”（认为事物彻底消亡）两种极端的中道（madhyamā pratipad）。它可以被理解为实在的一种本体论特征、一种禅修状态，或一种对经验的现象学分析。

尼采曾受叔本华影响，将佛教等同于悲观主义和消极虚无主义，这是一种误解。佛教的空性（Śūnyatā，日文作“無”）与西方虚无主义所指的价值虚无的空洞有着本质区别。佛教的空性可以被视为精神平静和创造潜能的源泉，这与西方观念中常与恐惧相联系的“虚无”形成对比。理解空性的目标是为了从苦难中解脱（涅槃），达到一种“无所有、无执着”的状态，这听起来可能与虚无主义相似，但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精神成就，涉及到自我的彻底转化。它关乎洞悉幻象，而非全盘否定现实或价值。

中观学派（Mādhyamaka），特别是通过龙树菩萨（Nāgārjuna），将缘起等同于空性。这种空性作为胜义谛（究竟真理），并不否定世俗谛（约定俗成的真理）或伦理行为，反而为慈悲和善巧方便提供了基础。佛教的空性虽然听起来与虚无主义的“虚无”有所共鸣，但它本质上是一种旨在解脱的学说，它重新定义了存在，而不是否定其价值。它批判固定的、独立的存在，以揭示相互联系性和潜能，这与西方虚无主义常常伴随的绝望和无意义感形成鲜明对比。

空性意指“空去固有的存在”，而非“不存在”。它指向缘起。其目标是救赎性的：从苦难中解脱（涅槃）。这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目的，与虚无主义对目的的否定相反。伦理行为和慈悲是实现空性道路的核心，而道德虚无主义则否定客观伦理。佛教的“空”常被描述为一种平静或潜能的状态，不同于与西方虚无主义空洞相关的恐惧。因此，佛教的“空性”是一种复杂的哲学和精神概念，旨在实现深刻的理解和伦理的转变，而不是对终极徒劳的宣告。

B. 道家哲学：“无”与“无为”——构建意义的别样框架

道家的“无”（無）常被译为虚无、空或非存在。然而，与佛教的空性相似，它并非虚无主义式的空洞，而是一种富有生机、充满潜能的空，是万物（有）从中产生的未显化之源。它就是“道”本身，是宇宙的终极本源，内在于世界之中。“无为”（無為）则指“不作为”或“无功用之作为”。它并非指完全的被动或懒惰，而是指顺应大道、合乎自然地行动，不强求、不造作，与自然的流动相一致。

道家伦理强调无为、自然（自然）、朴素、自发、慈悲、俭啬和谦卑。价值存在于这些品质以及顺应大道的生活方式之中。道家的目的并非一个固定的目标，而是与道和谐共处，让事物自然发展。这与西方虚无主义经常否定任何目的的观点不同。通过无为来与世界互动，其特点是简约、宁静、耐心，并从执着和过度欲望中解脱出来。有人认为道家是通过摒弃社会压力、探寻自身道路来获得幸福的一种方式。从某种角度看，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功能性的虚无主义”，即在绝对固定的意义上“万物皆有价值，因为万物皆无价值”，从而导向一种别样的价值观念。

道家的“无”和“无为”概念，提供了一条通过拥抱某种形式的“虚无”（作为潜能）和“不作为”（作为顺其自然、毫不费力的行动）来达至意义和目的的途径。这与西方虚无主义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常将虚无视为意义的终结。道家在顺从和自然中发现自由和效能，而非在与无意义的抗争中寻求。“无”被呈现为一种“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空”，是“万物之源”，而非绝望的虚空。“无为”则是在与这个富有创造力的本源和谐一致下的“无功用之作为”，从而带来有效的成果和满足感。道家提供了伦理准则（慈悲、节俭、谦逊）和一种目的感（与道合一），这些通常都被西方虚无主义所否定。因此，道家运用了表面上类似于虚无主义术语（“虚无”、“不作为”）的概念，来构建一种积极的、有意义的、并有伦理指导的生活方式，展示了与西方将“无”等同于无意义的倾向不同的另一种可能性。

C. 比较分析：东西方在意义、目的与伦理意涵上的分殊

西方虚无主义与东方哲学（主要是佛教的空性和道家的无/无为）在面对“虚无”或“空”这一概念时，展现出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深刻地影响了它们对意义、目的和伦理的理解。

• 西方虚无主义： 通常将“虚无”视为一种匮乏、一种空洞，导向无意义、无目的，并可能引发道德相对主义或绝望。“上帝之死”或超验锚点的失落是其核心主题之一。
• 东方哲学（佛教空性与道家“无”）： “空”或“无”是复杂的概念，分别指向缺乏固有的、独立的存在（空性），或是一种未显化的潜能状态（无）。

意义与目的： 在佛教中，理解空性导向从苦难中解脱和培养慈悲心。在道家思想中，与“无”相契合并践行“无为”，能达致和谐、自然的圆满和有效的行动。意义存在于过程之中、相互联系之中，或自然而然的状态之中。

伦理意涵： 佛教的空性思想支撑着一个旨在减少伤害、培养积极品质的健全伦理体系。道家的无为则倡导慈悲、节俭、谦逊等美德。这与道德虚无主义对客观伦理的否定形成对比。

对“虚无”的态度： 在西方，虚无常被恐惧，被视为湮灭。而在东方传统中，空/无可以成为平静、潜能和深刻洞见的源泉。

深受禅宗影响的西谷启治（Nishitani Keiji）运用空性来回应西方虚无主义，将其视为一种动态的“自我空寂”，能够从“实在的虚无性”中恢复过来。

根本的区别在于，“虚无/空”是被解释为一个毁灭性的终点，还是一个转化性的起点。西方虚无主义往往将其视为前者，导致意义危机。而像佛教和道家这样的东方传统，则将其各自的空/无概念视为通往更深层理解、伦理生活以及解脱或和谐的关键。西方虚无主义将无意义等同于缺乏客观的、超验的基础，常常导致负面的情感和伦理后果。佛教的空性和道家的“无”并非指缺乏任何意义或价值，而是指缺乏固有的、固定的、独立的本质，或指一种潜能的存在。这些东方概念是伦理框架（佛教的慈悲，道家的自然美德）和救赎性/和谐性目标（涅槃，与道合一）的组成部分。情感反应也有所不同：西方虚无主义多伴有绝望/焦虑，而东方道路则导向平静/解脱/和谐。因此，西方虚无主义的“虚空”往往是一个真空地带，而这些东方哲学的“空”则是一个充满潜能的场域或一种深刻的关联状态。

下表系统地对比了这些复杂的思想，突出了在纯粹叙述性比较中可能被忽略的细微差别，使区别更加清晰和易于记忆：

表2：西方虚无主义与东方概念（空性、无/无为）之比较

此表直接回应了关于东西方虚无主义差异的核心问题，通过在关键哲学维度（虚无的本体论、意义、目的、伦理、情感）上进行结构化的并列比较，为专家级的分析提供了坚实基础。

IV. 不同时代的人们如何看待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并非一个恒定不变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其内涵、受关注程度以及人们对它的感知都经历了显著的演变。从19世纪思想界的激烈辩论，到20世纪文化现象的广泛弥散，再到当代社会特定群体中的复兴，虚无主义的面貌始终在变动之中。

A. 从19世纪思想界到20世纪文化弥散

18至19世纪： 虚无主义作为哲学名词由雅可比提出。19世纪中期，通过屠格涅夫的小说以及俄国虚无主义运动，该词在俄国广为流传。此时，虚无主义常与激进主义、革命、科学主义以及对传统的拒斥联系在一起。到19世纪末的美国，像萨姆纳（Sumner）和沃德（Ward）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开始使用这个词，他们常常将对立的思想斥为“虚无主义的”，并将其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外来激进思想相提并论。“虚无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的含义则源于俄国的革命政治。

尼采的影响： 尼采的著作极大地提升了20世纪对虚无主义的广泛兴趣。他预言了虚无主义的普遍影响。

20世纪： 虚无主义的主题——如认识论的失败、价值的毁灭和宇宙的无目的性——困扰着艺术家、社会批评家和哲学家。

• 存在主义： 世纪中叶的存在主义者（如萨特、加缪）在试图理解并削弱虚无主义的破坏性潜力时，推广了其某些信条。他们在无神的世界中努力应对无意义的问题。
• 后现代主义： 同样探索了虚无主义主题。宏大叙事的衰落和对相对性的强调，助长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反基础主义，以其“对元叙事的不信任”为特征，导致了一种以对无意义的冷漠为特征的虚无主义形式。

对虚无主义的认知，从19世纪特定的（通常是政治或反宗教的）批判，演变为20世纪对无意义的更广泛的文化和哲学关切，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尼采的影响以及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它从一种外在的威胁转变为一种内在的、普遍的状况。19世纪的虚无主义往往与特定的运动（俄国虚无主义者）或批判（雅可比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需要特定群体谴责或拥抱的“外部事物”。尼采则将其重新定义为一场包罗万象的文化危机，即“所有价值的贬黜”，一种西方思想的内在逻辑。20世纪的存在主义将这场危机内化，关注个体对荒谬和无意义的对抗。后现代主义通过解构“宏大叙事”和“普世真理”，进一步扩散了虚无主义思想，使得无意义对某些人而言，与其说是一场危机，不如说是一种基本状况。这一轨迹显示了从作为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或“运动”的虚无主义，向作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种更弥散的“氛围”或“状况”的虚无主义的转变。

B.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意义失落的多重面相

现代性： 虚无主义主要与西方世界的现代性相关联。其特征是对既定规范和价值观的深刻怀疑，以及冷漠、绝望和缺乏目标感。启蒙运动对理性和个人主义的强调，以及科学革命，挑战了传统的宗教和道德体系，为虚无主义铺平了道路。尼采将虚无主义的起源追溯到西方宗教思想（末世论、末日论）及其在现代思想（如启蒙哲学家、科学）中的世俗残余。“上帝之死”是导致虚无主义的关键现代危机。克尔凯郭尔认为现代“公众”是新闻媒体的创造物，导致了一个抽象的社会，个体在其中变得不真实。

后现代性： 虚无主义主题在后现代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后现代主义挑战了宏大叙事、普世真理和客观实在，强调知识和价值的相对性和主观性。这与认识论虚无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相关联。一些人将后现代主义视为虚无主义的一种新表述，或对早期现代主义虚无主义的回应。后现代主义者对绝对真理的拒斥，被一些批评者视为纵容“荒谬主张”。

现代性催生了虚无主义，将其视为一种意义失落的危机（由于世俗化、“上帝之死”等因素），而后现代性，在某些解读中，则将无意义常态化，甚至将其视为一种根本状况，从焦虑的危机转向普遍的怀疑或冷漠。现代性的虚无主义常被界定为一种失落：上帝的失落，传统价值的失落，从而导致绝望以及对新基础或应对方式的寻求（存在主义）。而后现代思想通过解构“宏大叙事”和“普世真理”，质疑了此类基础的可能性或可取性本身。这导致了诸如反基础主义的观点，其中无意义与其说是一种悲剧性的失落，不如说是一种描述性的状态，有时伴随着冷漠而非痛苦。这种转变是从“意义已经失落，我们该怎么办？”（现代主义的存在焦虑）到“意义本就是幻象，那又如何？”（一种潜在的后现代立场）。

C. 当代复兴：社会与文化因素探析

存在虚无主义在主流文化和当代作品中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尤其是在年轻人中，据报道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虚无主义。

社会因素：

• 传统制度的衰落： “国家、教会和家庭”等传统制度的衰落留下了一个真空地带。宗教权威和对神圣秩序信仰的丧失。植根于稳定传统的人们不太可能怀疑生活的意义。
• 社会经济焦虑：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气候危机、工资停滞、高昂的租金、疫情的阴影。资本主义日常的单调乏味及其未能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对被视为主流新闻和维持着破碎现状的政治体制的普遍失望。
• 世俗化与自由化： 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心世俗自由化会导致“一切都被允许”。一些人（如麦金太尔）认为，自由主义允许个人追求自我选择的目标，削弱了人们思考何为正确目标的能力。

文化/知识因素：

• 科学世界观： 关于宇宙浩瀚与古老的发现，削弱了人类感知的尺度和重要性。尽管进行了哲学和宗教探索，但仍缺乏一个普遍认同的“伟大目的”。
• 信息过载与回声室效应： 数字回声室通过限制多元观点而扭曲了人们的理解；信息和错误信息的泛滥加剧了Z世代的虚无主义倾向。
• 个人主义与选择的增加： 社会阶层的融合，更少的思想灌输，更多的路径选择自由，但也带来了在缺乏社会指引的情况下寻找目标的负担。
• 反智主义： 一些人认为，当代的虚无主义趋势是反哲学的，它将无意义视为既定事实，而非进行批判性思考。

虚无主义可以成为应对残酷现实的一种机制，它可以让人从社会压力中感到“解脱”。社交媒体上的“末日论者”（doomer）原型反映了Z世代的无望感和存在主义情绪。当代虚无主义似乎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对传统意义结构（宗教、国家、家庭）的幻灭，源于社会经济和全球性危机的焦虑，以及数字信息时代势不可挡且往往碎片化的特性。这种虚无主义不仅源于抽象哲学，更源于在一个被认为是失败或冷漠的世界中的生活体验。许多文献将现代虚无主义与具体的焦虑联系起来：经济不安全、气候变化、政治幻灭。这与例如雅可比对理性主义的纯粹智力批判有所不同。互联网、社交媒体和信息过载的作用是一个独特的当代因素，它塑造了虚无主义思想被接触和传播的方式，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传统权威的衰落与在一个复杂世界中个人选择和自我定义的压力相结合，为质疑内在意义创造了沃土。因此，今天的虚无主义与其说是一种“象牙塔”哲学，不如说是一种由现代压力和技术放大了的、对感知到的“意义危机”的草根回应。它既是一种症状，也是一种哲学。

V. 哲学家们如何解读与应对虚无主义

面对虚无主义提出的深刻挑战——关于意义的阙如、价值的崩塌和存在的荒谬——西方哲学史上一些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特别是存在主义的先驱和代表人物，都曾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智力搏斗。他们不仅深刻地诊断了虚无主义的根源和表现，更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应对之道，试图在看似虚无的境地中为人类重新定位意义的坐标。

A. 索伦·克尔凯郭尔：平均化、绝望与信仰之跃

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被誉为存在主义之父，曾论及虚无主义，并将其称之为“平均化”（leveling）。他认为“平均化”是一个负面的社会过程，它压制个体的独特性，使存在变得毫无意义。这种“抽象征服个性”是他批判的核心。他探讨了诸如存在的无意义、死亡、焦虑和绝望等虚无主义主题。《非此即彼》中的匿名美学家便描绘了一个现代虚无主义者的形象。

克尔凯郭尔认为人的生命具有内在意义，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虚无主义。他受到丹麦哲学家保尔·马丁·莫勒（Poul Martin Møller）的影响，拒斥虚无主义，转而拥抱基督教的立场。他对于无意义和绝望的回应是“信仰之跃”（leap of faith），跃入基督教。他相信，真正的意义只能通过对上帝热忱的、个人的委身才能找到，这需要悬置理性。他主张，通过对吊诡的无限（信仰）的热情拥抱和内向性，价值可以变得真实而有意义，从而将人类从虚无主义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一个有序的自我只有在上帝这面“镜子”中审视自身才有可能。

克尔凯郭尔的“平均化”概念也被后人用于分析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认为非人格化的媒介可能会拉低人类可能性的水平。克尔凯郭尔诊断了一种特定的社会性虚无主义——“平均化”，它源于抽象化和个性的丧失，并提出了一条深刻个人化、主观化且基于信仰的道路来克服由此产生的绝望，强调个人承诺而非社会或纯粹理性的解决方案。“平均化”是克尔凯郭尔用以描述因侵蚀个性而导致无意义过程的特定术语。这既是一种社会批判，也是一种哲学批判。他的解决方案，“信仰之跃”，是明确的非理性且个人主义的。这是一种向内转并朝向超验承诺的转向。这与那些可能试图仅通过理性、社会改革或客观价值来重建意义的解决方案形成对比。克尔凯郭尔的方法突出了虚无主义的存在维度——个体主观的意义危机——并提出了一种同样主观的、由激情驱动的回应。

B. 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与一切价值的重估

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最高价值的自我贬黜”的状态，这是基督教道德对存在的解释变得站不住脚的后果。他并非倡导虚无主义，而是试图克服它。他的计划是一个“反向运动”，它以体验虚无主义为前提，以便理解先前价值的真正价值（或其匮乏）。

• 一切价值的重估 (Umwertung aller Werte): 这是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主要策略。它包括 dismantling 旧的、否定生命的价值（植根于基督教道德和柏拉图主义），并创造新的、肯定生命的价值。“超人”（Übermensch）与这种创造自身价值的活动紧密相连。
• 权力意志 (Wille zur Macht): 尼采认为这是所有存在的基础驱动力——一种追求成长、支配和克服阻力的驱动力。他将权力意志视为一种新的规范原则。肯定权力意志，包括克服阻力过程中固有的痛苦，是他肯定生命哲学的关键。
• 积极虚无主义与消极虚无主义： 尼采对此进行了区分。消极虚无主义是屈从于无意义。积极虚无主义则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增强”，它有意识地摧毁旧信仰，为新的创造让路。价值重估就是一种积极虚无主义的行为。
• 永恒轮回 (Eternal Recurrence): 即所有事件都将无限重复的观念。拥抱这一点，包括所有的痛苦，是对生命的终极肯定，也是克服虚无主义绝望的一种方式。

尼采相信我们可以克服虚无主义，但代价是“可怕的”。弱者因虚无主义而消亡，强者摧毁那些不消亡的，而最强者则克服那些被贬低的价值。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回应并非去寻找新的客观意义，而是将这场危机视为一个契机，通过内在的权力意志驱动，进行一场激进的、肯定生命的价值再创造。这是在旧有价值崩塌的世界中，呼唤人类能动性来立法新价值。对尼采而言，虚无主义是“最高价值的贬黜”。旧的“真理”（基督教道德）已变得不可信。他的解决方案是“一切价值的重估”，这是一种创造行为，而非发现预先存在的价值。“权力意志”被假定为根本驱动力和新的评价原则，表明价值来源于这种奋斗和克服。这是一种积极的回应，将虚无主义从死胡同转变为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因此，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是在一个剥夺了超验保证的世界中，对人类创造力定义意义的断言。

C. 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激进自由与意义的创造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是无神论存在主义的关键人物。他的基本原则是 “存在先于本质”。人首先存在，出现在世界上，然后才通过其行动和选择来定义自己。由于没有上帝来构想它，所以不存在预定的人性或目的。这种内在意义的缺乏是存在虚无主义的一种形式。

• 激进自由 (Radical Freedom): 因为没有预先决定的本质，所以人“被迫自由”。我们绝对自由地选择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 责任 (Responsibility): 这种激进的自由伴随着对我们选择的全部责任，以及对我们通过这些选择所创造的人类形象的责任。每一个选择都为全人类立法。
• 意义的创造 (Creation of Meaning): 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里，个体通过他们的选择和承诺创造他们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存在主义对虚无主义的回应。
• 自欺 (Bad Faith / Mauvaise Foi): 这是一种自我欺骗，通过假装自己是一个由外部因素决定的客体（“自在的存在”），而不是一个自由的意识（“自为的存在”），来否认自己的自由和责任。本真性（authenticity）则在于拥抱自由和责任。
• 焦虑 (Anguish): 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自由以及我们的选择定义了人性时，所产生的全然且深刻的责任感。

萨特将虚无主义的无神、无意义宇宙的前提，转化为人类激进自由的基础和通过负责任的选择创造意义的迫切需要。“虚空”成为了人类自我创造的空间。萨特从无神论的前提开始，即没有上帝，因此没有预先赋予的人性或意义（“存在先于本质”）。这是关于内在意义的一个虚无主义起点。然而，这种缺乏预定性并没有导致绝望，反而成为了“激进自由”的基础。这种自由不仅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宿命：人必须选择，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其本质和价值。因此，意义不是被发现的，而是由人类的行动和承诺所发明或创造的。由此，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对虚无主义的直接回应，它通过那些否则可能导致虚无主义绝望的条件（无神论、缺乏内在目的）提供了一条通往意义的道路。

D. 阿尔贝·加缪：荒诞、反抗与在反抗中寻找意义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与荒诞主义（Absurdism）联系紧密。

• 荒诞 (The Absurd): 产生于人类对意义、清晰性和理性秩序的内在渴望与“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一个非理性的、冷漠的、不提供此类意义的宇宙——之间的对抗。这是“渴望的心灵与令人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离”。
• 对自杀（生理和哲学层面）的拒斥： 加缪反对将自杀作为对荒诞的回应。生理自杀是承认失败。“哲学自杀”（例如，跃入否认荒诞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信仰之跃）也被视为逃避现实而遭到拒斥。荒诞必须与之共存，并不断与之对抗。
• 反抗 (Rebellion / Revolt): 这是加缪对荒诞的主要回应。它包括蔑视无意义地生活，在保持对荒诞的意识的同时，热情地投入生活。反抗赋予生命价值。这是与我们自身的蒙昧和残酷命运的持续对抗，但没有听天由命。
• 西西弗斯神话 (The Myth of Sisyphus): 西西弗斯被罚将巨石无休止地推上山顶，而石头又会滚落下来，他体现了荒诞英雄的形象。他对徒劳任务的意识，以及他轻蔑的坚持，就是他的反抗。“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因为意义在于奋斗本身，在于清醒的反抗。
• 自由与激情 (Freedom and Passion): 生活在反抗中意味着拥抱自由（不顾没有终极理由而行动）和激情（强烈地体验生活）。加缪毕生致力于反对虚无主义，同时深入探究个人自由。

加缪并非通过超越或消除荒诞（宇宙的无意义）来寻找意义，而是通过有意识地、蔑视地生活在其中。对荒诞本身的反抗成为价值和尊严的源泉，将虚无主义的状况转变为人类肯定的场所。荒诞是人类对意义的渴望与无意义宇宙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对宇宙根本上的虚无主义评估。加缪拒斥那些试图逃避这种状况的解决方案（自杀、信仰之跃）。他积极的提议是“反抗”——在面对无意义的情况下，持续地、有意识地肯定生命和奋斗。西西弗斯找到“快乐”并非因为他的任务获得了外在意义，而是因为他有意识的反抗本身就是他的意义。因此，加缪提供了一种从无意义的状况本身获取价值的方式，通过使对该状况的态度成为意义的所在。这是一种不顾生命内在缺乏终极正当性而对生命说“是”的方式。

VI. 直面虚无：对抗虚无主义的策略

虚无主义所带来的意义危机，无论是对个体心理还是社会文化层面，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然而，人类并非只能被动地接受这种虚无感。从个体心理调适到社会文化层面的集体努力，存在着多种策略，旨在帮助人们直面虚无，并在看似空无一物之处重新发现或创造意义。

A. 个体心理调适：从接纳到积极的意义建构

个体层面应对虚无主义，往往涉及一种深刻的心理转变，从最初的震惊、否认或绝望，走向一种更具建设性的接纳，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地构建个人意义。

• 理解积极与消极虚无主义（尼采）： 关键在于认识到，意义的缺失可以被视为一个创造自身价值的机会（积极虚无主义），而非仅仅是绝望的根源（消极虚无主义）。敢于凝视深渊，并在其中看到自由。
• 存在主义者的路径：
  • 萨特强调拥抱激进的自由，并通过选择和行动为自己创造本质和价值，承担起这份责任。
  • 加缪则倡导接纳生活的荒诞性，但要以反抗的姿态生活，充满激情和自由，并在斗争本身中寻找意义。
• 接纳与应对策略：
  • 同时接纳无意义和有意义（所谓的“完整姿态”），以此摆脱虚无主义的情感循环（如否认、愤怒、沮丧）。承认永恒主义失落带来的痛苦，但不再试图恢复固定的意义。
  • 实用的应对方法包括：生理转换（小睡、锻炼、进食）、认知转换（进行引人入胜的活动）、预见并为虚无主义情绪的出现做计划、建立牢不可破的规则和习惯。
  • 摆脱虚无主义思维的启发式方法：运用同理心、尊重他人、考虑未来的悔恨、努力追求“卓越”。避免那些会延长痛苦的“触底反弹”仪式。
• 创造主观意义： 即使客观意义缺失，个体依然可以创造个人化的意义。专注于自己能控制的事物，并在努力中寻找意义（如尼采式的自我创造、斯多葛主义）。
• 视角转换： 认识到意义取决于视角；主动选择在平凡中发现价值和奇迹。
• 命运之爱 (Amor Fati，尼采)： 接纳苦难，热爱自己的命运，以此拥抱生活，避免怨恨。

在个体层面抗击虚无主义，往往涉及一种看似矛盾的拥抱：承认固有客观意义的缺乏，然后将那片“空无”作为个人自由、创造性价值设定以及通过有意识的选择、行动和视角来寻找主观意义的基础。许多哲学回应（尼采、萨特、加缪）都始于承认某种形式的无意义。“解决方案”并非找到一个预先存在的客观意义，而是去创造或断言意义。这涉及一种能动性的转变——从被动接受意义（或其缺乏）到主动创造意义。心理策略也强调积极参与、习惯养成和视角转换。因此，共同的线索是转向个体能动性和主观经验，将其作为克服客观无意义所带来的绝望的场所。

B. 社会与文化回应：培育目标感与社群联结

个体在虚无感面前的挣扎，往往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对抗虚无主义也需要社会与文化层面的集体回应，旨在培育共同的目标感和强化社群联结。

• 对当前社会趋势的批判： 一些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未能提供足够的意义感，导致了普遍的幻灭。缺乏共同的道德共识和语汇，也助长了虚无主义的蔓延。
• 社会纽带与叙事的重要性： 意义往往在社会联系（家庭、朋友、社区）以及与社会/文化身份相关的、超越个体生命时间维度的自我认知中被发现。文化本身就有内在动力去塑造受信仰、家庭和共同价值观（如正义）等社会因素激励的个体。
• 重建共同价值/自豪感： 有人建议恢复那些能够灌输民族自豪感或共享历史叙事的实践。一些人提出，重建“公共基督教文化”可以作为抵御虚无主义的堡垒。
• 挑战破坏性虚无主义： 认识到所谓的“乐观虚无主义”如果导致目标感的丧失，也可能成为一种危险的社会传染病。社会需要证明任何道德存在的合理性。
• 重新评估工作与社会规范： 对当前社会中工作的意义提出质疑。俄国虚无主义者曾倡导建立一个以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为基础、以个人自由为最高目标的社会结构。
• 机构的角色：
  • 教育： 学校可以在灌输自豪感、传授可验证知识方面发挥作用，同时避免可能导致日后幻灭的恐惧灌输。通识教育的目的可以是帮助个体找到追求内在价值的独特方式，并批判现状。
  • 宗教机构： 能够提供意义和目标的框架。例如，女修道院院长可以赋权女性、传承传统并鼓励跨信仰对话。
  • 虚拟社群： 可以提供支持、知识共享以及行动主义和社会变革的途径，从而促进联系。

社会对虚无主义的回应，往往涉及（重新）构建共享的叙事、价值观和社群，这些能够提供目标感和归属感，从而抵消虚无主义可能滋生的疏离感和无意义感。这通常需要在个人自由与集体凝聚力之间寻求平衡。虚无主义与传统意义赋予结构（宗教、国家、社群）的衰落有关。提出的解决方案通常涉及加强这些或类似的结构：培养社会纽带、共享价值观、社群参与。人们认识到，个体意义的创造（存在主义者所强调的）可能需要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框架来补充或作为基础，才能具有可持续性和广泛的有效性。然而，任何试图强加单一意义体系的尝试，都有可能与现代对个人自由和信仰多样性的强调发生冲突，这是抗击文化虚无主义的核心张力。

C. 艺术、社群与教育在抵御意义危机中的作用

艺术、社群和教育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帮助个体和社群抵御意义危机、构建对抗虚无主义的韧性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提供了表达、联结和发展的空间，从而培育出超越纯粹个人主义或物质主义追求的意义来源。

• 艺术的作用：
  • 艺术表达，如音乐、涂鸦等，可以成为构建和重新协商意义感的方式，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历着无意义感的人们而言。它可以作为对虚无主义的回应，弥合无意义与意义渴望之间的鸿沟。
  • 对意义的追求本身就激发了伟大的艺术、文学和电影作品的诞生。
  • 艺术教育能够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体，拓宽对其他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与欣赏，支持社会情感发展，建立同理心，减少不宽容。它为终身参与艺术活动奠定基础，并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
  • 以社群为基础的艺术教育侧重于自我表达、发掘个人声音，并与同伴和社群建立联系，从而培养批判性生活技能和公民参与意识。
  • 尼采认为创造力与虚无主义相对立；虚无主义是无法激活创造和珍视价值的意志。
• 社群的力量：
  • 强大的社会纽带（家庭、朋友、社群）是意义的主要来源。身份政治可以是对非人化的一种回应，是对独特性的主张和一种归属方式。
  • 虚拟社群可以提供支持、赋权，以及知识共享和社会变革的途径。
  • 在某些社群中，“建构主义虚无主义”可以赋予个体力量，通过共享的创造性途径来寻找主观意义并建立另类的价值结构。
• 教育的使命：
  • 教育应当培养本真性、关怀、正直和信任。它可以帮助个体在主体间的语境中明确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 通识教育的真正目的，或许应该是使个体能够发现具有内在价值的目标，并批判社会规范，而不仅仅是为商业资本主义服务。
  • 教育可以通过灌输自豪感、传授可验证的知识，并避免可能在日后导致幻灭的灌输式教育，来对抗虚无主义。

艺术、社群和教育可以作为对抗虚无主义的强大力量，它们通过促进主观意义的创造、加强社会纽带和共享价值观，并赋予个体应对复杂世界的批判性和情感工具。它们为表达、联系以及发展超越纯粹个人主义或物质主义关切的目标提供了空间。艺术为表达和探索人类状况（包括无意义感）以及创造新的意义形式提供了媒介。社群提供了归属感、共同身份认同以及价值观的主体间确认，这对于个体福祉和抵御疏离感的韧性至关重要。教育，特别是艺术和人文学科的教育，可以培养批判性思维、同理心以及自我反思和价值创造的能力。这三个领域协同作用：艺术可以构建社群，社群可以支持教育事业，而教育可以增强对艺术的欣赏和社群参与的技能。它们共同提供了构建既具有个人性又具有共享性的意义的途径。

VII. 结论：在“上帝之死”后的世界中航行

虚无主义，这一“无”的意识形态，以其对价值、意义和真理的根本性质疑，构成了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持久而深刻的挑战。本报告通过对其核心信条、词源流变、主要形态的梳理，展现了虚无主义的多面性。从古希腊怀疑主义的先声，到雅可比在启蒙运动阴影下对术语的哲学奠基，再到屠格涅夫笔下俄国虚无主义的社会政治影响，直至尼采对“上帝之死”与价值危机的划时代诊断，西方虚无主义的演进轨迹清晰可见。

与此同时，东方哲学，特别是佛教的“空性”（Śūnyatā）与道家的“无”及“无为”，为我们提供了迥异于西方主流虚无主义的视角。它们所探讨的“空”或“无”，并非导向绝望的虚空，而是指向缘起性空、相互依存的宇宙实相，或是充满生机与潜能的本源状态。这些智慧传统在看似“虚无”的基点上，构建了通往解脱、和谐与深刻伦理实践的道路，为人类理解意义提供了宝贵的跨文化参照。

在不同时代，人们对虚无主义的感知与回应也各不相同。19世纪的思想骚动，20世纪存在主义与后现代思潮对意义失落的文化弥散，乃至当代社会在面临全球性危机、技术变革和传统权威式微时虚无主义情绪的复兴，都反映了这一哲学母题与特定历史社会条件的复杂互动。

面对虚无主义的挑战，哲学家们给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解读与应对方案。克尔凯郭尔以“信仰之跃”回应平均化社会的绝望；尼采倡导通过“权力意志”实现“一切价值的重估”，化被动为主动；萨特则在“存在先于本质”的激进自由中，强调个体创造意义的责任；加缪则号召人们直面“荒诞”，在反抗本身中寻找生命的价值。这些思想巨匠尽管路径各异，却共同指向了人类能动性的核心地位——在承认某种形式的“无意义”之后，拒绝屈服，转而以信仰、价值创造、自由选择或反抗精神来积极塑造意义。

在个体层面，对抗虚无主义的策略包括心理调适、视角转换、以及从存在主义哲学中汲取力量，将意义的缺失视为空白画布，赋予个体描绘自身生命图景的自由。在社会文化层面，培育社群联结、重塑共享叙事、以及通过艺术与教育来培养批判性思维、同理心和创造力，都被视为构建抵御意义危机之韧性的重要途径。

虚无主义，在其各种表现形式中，代表了自觉存在所固有的一个持久挑战——即与有限性、不确定性以及终极基础可能缺失的对抗。然而，正是这种对抗，在历史上激发了深刻的哲学和文化创造力，推动人类在自身条件下重新定义意义、价值和目的。“虚无主义问题”因此也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更是一个持续推动人类自我理解和自我创造的催化剂。在一个“上帝已死”、普世客观意义不再不证自明的世界里，挑战与机遇并存，人类的航程在于个体与集体运用意识选择、批判性参与、慈悲联结和创造性表达，去发现、肯定和创造属于自己的价值星空。

最终，对虚无主义的探究并非引向绝望的深渊，而是开启了一场关于人类如何在宇宙的沉默面前，以自身的智慧、勇气和创造力，赋予生命以回响和意义的永恒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