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演讲：那些「一句顶一万句」
这段演讲围绕“一句话顶一万句”的核心主题展开，探讨了这句话在人生关键时刻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演讲者通过分享自己与舅舅、姥姥之间的三次对话，阐述了真正有影响力的话语并非空泛的“心灵鸡汤”，而是能在危机或转折点时，一语惊醒梦中人的真知灼见。他进一步通过《潘金莲》的故事和朋友“爱国”的经历，揭示了看似日常的对话或事件，背后蕴含着改变命运的力量。最终，演讲强调了文学和电影在深入探讨人性方面超越现实的能力，能够让观众从更深刻的角度理解生活中的复杂情感，例如电影中出轨女性为何令人心疼。
演讲实录
这个音乐很幽默，昨天晚上我喝大了，现在还有点晕。这个喝酒啊，跟任何事情一样，分三种情况。一种呢，能力强胆子大，能干个大事；能力强胆子小，能干个中等事；能力差胆子大，就会坏事。我喝酒属于第三种。我今天早上醒来我就想，昨天一块吃饭的有十几个人朋友，明知道我是能力差胆子大，为什么大家都还劝我喝？是我的人品有问题呢，还是他们的人品有问题？刚才我在台后跟星空演讲的小姑娘说，喝大的人肯定讲不好。她说前几个人已经讲的很好了，我们需要一个讲的不好的人。我不知道是她的人品有问题呢，还是我的人品有问题。
今天呢，我讲的主题呢，是世界上存在不存在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因为这本书出版之后被改成了电影，现在呢正在影院呢在热映。所以最近给我提的问题最多的就是世界上存在不存在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我要一个一个去跟他们解释呢很啰嗦，我就借着呢星空演讲呢统一给大家汇报一下。世界上存在不存在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呢，肯定存在。但它不是每天都存在，它一定不是心灵鸡汤，它一定是危机解密的话，一定是一语点醒梦中人的话。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在你人生道路和民族道路的拐点上，总有那么一句话改变了你的人生和命运。
我稍微举一下我个人的例子。我的老家是河南省延津县王佐乡西老朝村。在我13岁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第一个人生的导师，他是我舅舅。我舅舅个子特别高，所以他的外号呢叫大盖。他在我们村是赶马车的，他使我们村到外边世界走局离走到最远的人，他竟到过我们县城。我就问我舅舅，我说县城怎么样啊？他说楼高些，人多些。在牛棚里边，在牛马的吃草声中，他给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他给我说：“郑元啊，你觉得你自己聪明吗？”我说：“舅，我肯定不聪明。”“你觉着你傻吗？”我说：“舅，你一言我一语，为都搭上了，证明我也不傻。”他说：“世界上怕就怕这种人，如果是个聪明人一辈子会生活得很幸福。如果是一个傻子也会生活的很幸福。像你这样既不聪明又不傻，不上不下的人，在世界上很麻烦。你想过将来娶媳妇的事吗？”我说：“舅，我13岁该不该想？”我舅舅说：“如果13岁还不想的话，你就是一傻子。”我说：“舅，那我想。”他说：“你想，但照你这样既不聪明又不傻的状态，你只能找个小寡妇。”我就我13岁就跟一个小寡妇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心不甘啊。他说：“要想像娶个正经媳妇，离开这个地方。”我说：“舅，我要离开家，我要想家怎么办？”他说：“你没有离开过家，你怎么知道想家呢？如果在这个村里边，你最大的前途也就是跟我一样赶马车。离开这个地方，你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人生的道路。”所以我听了他的话，我14岁离开了家乡，一直到现在。我舅舅已经去世36年了，我有些想念他。
我另外一个舅是我第二个人生导师。我的舅舅是个木匠，脸上呢有点麻子，所以大家都叫他刘麻子。刘麻子的木工活在我们方圆四十里做得最好，所以渐渐我们方圆四十里就没有木匠了，木匠就剩下麻子。所有的同行都觉着刘麻子毒，所有的顾客都觉得他的木匠活好。有一次我跟他进行一个炉边谈话，我舅舅：“所有同行说你毒，所有顾客说你好，你到底是毒呢，还是好呢？”他说：“人说你毒，或说你好，并不重要。问题是怎么成为一个好的木匠。”我说：“那你是怎么成为好木匠的？”他说：“无非别人打一个柜子花一天，我花的是三天而已。但你只是花工夫你还不能成为一个好木匠，他是因为我喜欢木工活，我喜欢刨子花发出的那种味道。如果你只是喜欢他，你还不行。”他说：“我每当看到一棵树，比如这是松树是柏树，我就会想，如果这个给一个闺女打一副嫁妆多么好。当我看到不成气的杨树的时候，我就会想，这只能做个小板子。”这个舅舅告诉我跟孔子一样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作你喜欢的事情。
其实我最大的人生导师是我外祖母。我外祖母的话呢，就是年轻的时候是我们方圆40里的最大的明星。她的名气相当于斯特里普和安吉丽娜·朱莉，但他不是一个演员，他一辈子给地主康昌宫割麦子。我的外祖母的话呢，一米五几的个头，我们是家乡是在黄河旁边，黄河滩上的麦子三里路长。他每到一个东家去割麦子的时候，领头连的就是那个小提琴，那个首席小提琴手一定是我外祖母。当他把麦子割到三里路尽头的时候，一米八几的大汉只能搁到地垄的中间。所以有一次我跟我外祖母进行炉边谈话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你割麦子比别人割得快？”他说：“其实我麦子割的并不比别人快，仅仅是因为我只要俯下身，我就不直第一次腰，你一定想直第二次和第二十次。在别人直腰的时候，我割的速度稍微快了一些。”告诉我怎么能把一个事情给做好。所以当我外祖母从一个东家转会到另外一个东家的时候，那是当地最大的新闻，就像梅西转会是一样的。
另外的话呢，我还想举几个另外朋友的例子，证明世界上是存在一句顶一万句的话的。第一个例子是潘金莲。潘金莲的话呢，里边主要的人物有三个人：武松、潘金莲、西门庆，又加上一个武大郎。武松一辈子最壮烈的事业在他20多岁时全干完了，因为他打死过两只老虎，一只真老虎，一只母老虎。但是大家在品味潘金莲事件的时候，把目光全部聚焦到了潘金莲、武松、西门庆和武大郎身上。其实潘金莲事件的导火索是一个12岁的少年，他叫运哥。他在县城是一个卖鸭梨的，他时常把鸭梨呢到西门庆的生药铺，西门庆给他的费用比别的地方高。西门大官人当西门大官人和潘金莲在王婆的茶餐厅约会的时候，他到生药铺找不到西门大官人，所以的话呢，他就到王婆的茶餐厅去找，被王婆裹了一掌，也滚了一地。他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武大郎，导致武大郎被害。武松回来的时候又是这个运哥把真相告诉了武松。所以他两句话害死了四条人命，三条人命：潘金莲、西门庆、王婆。这样的话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
我再说一个。我初中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最好的朋友叫爱国。我们俩总是一块背着书包上学，又一块背着书包放学。我要上厕所的时候，爱国没有尿，我说我跟你去。他上厕所的时候，本来我也没尿，我说我也跟你去。所以判定是不是好朋友，就是当你没尿的时候，你也想跟朋友一块上厕所。后来这个爱国结婚了，在老家的话婚礼让我从北京去参加。我去参加，找了个老婆长得非常漂亮，生了个女儿也很漂亮。话说有一天爱国到北京来了，我请爱国吃冷三鲜锅巴，接着的话呢还要了一点烤鸭。当我像跟他叙旧，想说上厕所的时候，他说：“我跟你商量件事。”我说：“啥事？”他说：“我要杀人。”我说：“杀谁啊？”他说：“我老婆，他出轨了。”我说：“你要想杀人，你早杀了，你就不会来找我了。另外我说，捉到现行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俗话说得好，作贼要赃，捉奸要双。只要没捉住，咱们就宁信其无，不信其有。”我说：“爱国，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把这么漂亮的女孩，因为别人在一点传言，你把他休了，你还能不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孩？”都找不到。
接着爱国就回河南了。等我回老家的时候，我找爱国，我说：“爱国现在跟老婆怎么样？”他说：“我真告诉你，我差点成杀人犯。因为我抓到现行了，他们两个在街上亲密地坐在一起吃凉皮，吃着吃着，一人还亲着另外一人一口。”他说：“这叫不叫现行？”我叫现行。他说：“我转身就去那个薛甘蔗那个地方偷了一把刀，我想把他们给杀死。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电话，是学校老师打过来的，说你女儿发烧了。”他说：“是我女儿的发烧使我想起了，如果我把他们杀了，接着我也在被枪毙，那我女儿就没爸没妈了。他把我拉回到了现实。这样的破鞋，我只有跟他离婚。”爱国离婚了。这五年前我回去的时候，爱国又跟我说，他说：“有件事情啊，我百思不得其解。”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一个女的要出轨，那个男的一定说过一句让他动心的话，接着才跟他去开房。那这个动心的话到底是什么？我想了30年我没想出来。”爱国没想出来，我说：“我来替你想，替他想。”我就开始写《一句话顶一万句》。
当我们生活中想不出一句话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文学可以替他来想，电影可以替他来想。当我用文学和电影（当然电影主要是导演来想的）的时候，我发现跟生活完全不一样。生活中一个男的出轨，这叫绯闻；一个女的出轨，就是过街老鼠，全国人民都在喊打。那么你到文学里细细分析这个女的，而不是从绯闻的角度，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她的出轨含的因素太多了。一定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温度和适度，犯了一个不正确的错误。这个女的和生活中那个女的其实是两回事。所以文学和电影一定比生活更深入、更广阔、更人性。所以《一句话顶一万句》这个电影上映之后，所有人的最关心的是这个出轨的女人让人心疼。还有人说呢，他是女性的手机版，或这是手机的女性版。大家知道前前年我写过《手机》，《手机》呢揭露了我的男人。而《一句话顶一万句》呢，替广大劳动妇女呢出了口气。大家的话呢，只有到电影院里才能知道，才能知道一个出轨的女人为什么让人心疼。大家到电影院看了没有啊？看了的是好朋友，带着朋友又去看的就是朋友的战斗机。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