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DOGE：马斯克团队详述政府效率改革的艰巨图景
众所周知，美国的“政府效率部”（又称DOGE），是一支由商界精英组成的特殊团队，试图对美国联邦政府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造。虽然鼎鼎大名，但是该团队的运作细节以及具体工作还是有那么一些神秘感。
由埃隆·马斯克领衔的DOGE团队近期接受了Fox电视台的采访，向外界系统性地阐述了他们的工作。DOGE团队目前处于高强度的运转中，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旨在通过根除在美国联邦政府这座庞大而复杂的机器内部普遍存在的浪费与欺诈，从而实现万亿美元级别财政削减的宏大计划。
万亿目标背后的诊断
DOGE设定的目标极具雄心：将联邦年赤字从大约2万亿美元削减至1万亿美元，并将整体联邦支出从7万亿压缩至6万亿。这相当于要通过精准识别并消除浪费和欺诈，将总开支降低15%。团队负责人马斯克及其成员坚信，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是现实的，其信心来源于他们对政府运作初步诊断后得出的结论——存在“惊人”且“令人难以置信”的低效和资源错配。访谈中反复提及的案例，如为一项简单的国家公园满意度在线调查支付近10亿美元（而市场工具成本仅约1万美元），或内政部另一项耗资8.3亿美元的类似调查，都成为了他们论证问题严重性的注脚。他们强调，削减的目标并非削弱服务，而是通过剔除冗余和不当支出，甚至可能“让（服务）变得更好”。
“硅谷模式”注入华盛顿
DOGE的运作方式迥异于传统政府改革路径。马斯克以“特别政府雇员”的身份，计划在约130天的窗口期内完成核心改革的推动。他们摒弃了耗时费力的报告撰写模式，采取“实时削减”策略，设定了平均每日识别和阻止40亿美元浪费性或欺诈性支出的内部目标。为确保过程透明并接受公众监督，所有成本削减项目和发现都在官方网站DOGE.gov上公示。
团队成员背景多元，包括前火箭科学家、科技公司高管、金融家、以及如Airbnb联合创始人乔·格比亚等创业者。他们将私营部门，特别是硅谷推崇的效率原则、数据驱动决策和快速迭代的技术方法论带入政府。核心手段包括： 技术驱动的系统革新、流程的彻底现代化、 重塑财务控制体系、精简组织结构与冗余职能。
团队发现大量关键政府IT系统（如社保局、国税局）运行在超过50年的老旧平台上，维护成本高昂（政府IT年开支估约1000亿美元），且彼此隔离，无法有效通讯。这种“数据孤岛”被马斯克和工程师Arem指认为欺诈行为滋生的主要温床。例如，由于系统不联通，小企业管理局（SBA）竟向包括9个月大婴儿在内的未成年人发放了超过3亿美元的贷款，欺诈者甚至会盗用新生儿的社保号申请贷款，毁掉其信用记录。同样，利用社保死亡数据库与其他福利发放系统（如失业保险）之间的信息不同步，欺诈者能持续为已故人员领取福利。DOGE的工作重点是强制打通数据壁垒，升级或替换老旧系统，并修复诸如社保网站频繁崩溃等基础问题。
在访谈中，乔·格比亚描述了联邦雇员退休流程的“古老”现状：所有文件仍是纸质，存储在宾夕法尼亚一个巨大矿洞的2.2万个文件柜中，总量达4亿份，导致审批耗时数月，错误频发，且每月处理能力上限仅约8000人，这甚至限制了政府通过鼓励自愿退休来调整人员结构的能力。DOGE的目标是将其完全数字化，实现几天内完成审批。
对于联邦政府的财务管理，前上市公司CFO汤姆·克拉斯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指出，所有联邦支出竟长期主要通过财政部的单一银行账户进行支付，且在支付前缺乏基本的验证和信息核对机制——他将其比作“家里每个人，包括亲戚，都能随便从你的银行账户取钱”。其直接后果是每年估计高达5000亿美元的欺诈损失和数千亿美元的不当支付，并导致联邦政府连续多年无法通过财务审计，这在上市公司是不可想象的。DOGE推动签署了旨在“保护美国银行账户”的行政令，强制要求所有支付指令必须包含可供核查的详细信息（如支付代码、解释、联系人），并试图建立更接近商业标准的内部控制文化。
DOGE团队观察到政府机构普遍存在的“单向棘轮”式膨胀。例如，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下属的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内部竟有27个独立中心、700个互不通讯的IT系统和27位首席信息官，极大阻碍了数据共享和跨学科研究。HHS内部还存在40个独立的通讯办公室。国税局（IRS）则有1400名员工的唯一职责是为新老员工配置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按此人力计算，足以在一年内为全体IRS员工更换12次设备。此外，联邦雇员持有的信用卡数量（460万张）曾远超雇员总数（约230-240万），后被削减至约230万张。DOGE正推动整合IT架构，审视并削减职能重叠的岗位，但负责人事调整的安东尼·阿姆斯特朗强调，人员削减将极度侧重于提供慷慨条件的自愿离职计划（如提前退休、8个月遣散费的延期辞职等），实际强制解雇的比例极低（低于0.15%）。
直面批评与法律挑战
DOGE雷厉风行的改革自然也引来了批评和阻力。对其“先开火后瞄准”的指责，马斯克回应称团队力求“三思而后行”，但也承认无法杜绝错误，承诺会“迅速纠正”。
社会保障问题是争议焦点。民主党方面严厉指控DOGE意图削减社保福利。对此，马斯克和团队成员在访谈中进行了坚决辩驳，反复强调他们的工作目标是打击针对社保受益人的欺诈行为（例如，社保局接到的要求更改直接存款信息的电话中有高达40%来自欺诈中心），清理无效账户（如系统中上千万超过120岁的“在世”记录），从而保护合法受益人的权益，确保他们能准时、足额地收到福利，甚至因欺诈减少而“获得更多”。马斯克表示愿意让未来的事实来验证这一承诺。
法律诉讼也成为现实障碍。据报道，已有约8到10起针对DOGE削减措施的诉讼，部分导致措施被法院暂时叫停。马斯克在访谈中将矛头指向了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称其有“极左偏见”，并暗示某些诉讼背后可能与从现有资金流中获益的非政府组织（NGOs）有关，甚至使用了“腐败”一词。他还提及，曾有2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被计划拨给一个据称不存在的、由斯泰西·艾布拉姆斯关联的NGO。
驱动力与更广阔的视角
支撑这支背景各异的团队投身这项艰巨任务的，是一种混合了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驱动力。多位成员表示，参与DOGE是出于对美国严峻财政状况（不断增长的国债正“压在子孙后代身上”）的担忧，认为国家正走向“破产”边缘，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将此视为一种“爱国责任”。同时，他们也相信，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改革具备了成功的可能性。乔·格比亚提到，看到有机会用现代化的设计和工程方法解决困扰政府几十年的退休系统问题，本身就极具吸引力，也让一些长期致力于改革但屡屡受挫的政府内部人员感到鼓舞。
访谈的最后，马斯克也分享了他对一些更广泛问题的看法。他承认，尽管在政府体系内DOGE的行动速度已属“闪电”，但仍慢于他个人的期望。他谴责了针对特斯拉及其员工、客户的暴力行为，并将其归因于“极左翼的宣传”。他积极评价了特朗普总统，称其为“好人、诚实的人”，未见其做过不道德之事。在谈及俄乌冲突时，他为自己称呼支持持续军援的参议员马克·凯利为“叛徒”进行辩护，核心理由是认为国家利益应优先于他国利益。他强烈主张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并对那些在他看来只顾“表演美德”而无视战争造成巨大生命代价、提不出解决方案的人表示“蔑视”。